刑賞忠厚之論

    堯、舜、禹、湯、文、武、成、康之際，何其愛民之深，憂民之切，而待天下以君子長者之道也。有一善，從而賞之，又從而詠歌嗟嘆之，所以樂其始而勉其終。有一不善，從而罰之，又從而哀矜懲創(chuàng)之，所以棄其舊而開其新。故其吁俞之聲，歡休慘戚，見于虞、夏、商、周之書。成、康既沒，穆王立，而周道始衰，然猶命其臣呂侯，而告之以祥刑。其言憂而不傷，威而不怒，慈愛而能斷，惻然有哀憐無辜之心，故孔子猶有取焉。《傳》曰：“賞疑從與，所以廣恩也；罰疑從去，所以慎刑也。”

    當(dāng)堯之時，皋陶為士。將殺人，皋陶曰“殺之”三，堯曰“宥之”三。故天下畏皋陶執(zhí)法之堅(jiān)，而樂堯用刑之寬。四岳曰“鯀可用”，堯曰“不可，鯀方命圮族”，既而曰“試之”。何堯之不聽皋陶之殺人，而從四岳之用鯀也？然則圣人之意，蓋亦可見矣。《書》曰：“罪疑惟輕，功疑惟重。與其殺不辜，寧失不經(jīng)。”嗚呼，盡之矣。

    可以賞，可以無賞，賞之過乎仁；可以罰，可以無罰，罰之過乎義。過乎仁，不失為君子；過乎義，則流而入于忍人。故仁可過也，義不可過也。古者賞不以爵祿，刑不以刀鋸。賞之以爵祿，是賞之道行于爵祿之所加，而不行于爵祿之所不加也。刑之以刀鋸，是刑之威施于刀鋸之所及，而不施于刀鋸之所不及也。先王知天下之善不勝賞，而爵祿不足以勸也；知天下之惡不勝刑，而刀鋸不足以裁也。是故疑則舉而歸之于仁，以君子長者之道待天下，使天下相率而歸于君子長者之道。故曰：忠厚之至也。

    《詩》曰：“君子如祉，亂庶遄已。君子如怒，亂庶遄沮。”夫君子之已亂，豈有異術(shù)哉？時其喜怒，而無失乎仁而已矣。《春秋》之義，立法貴嚴(yán)，而責(zé)人貴寬。因其褒貶之義，以制賞罰，亦忠厚之至也。

    譯文

    唐堯、虞舜、夏禹、商湯、周文王、周武王、周成王、周康王的時候，他們是多么地深愛著百姓、深切地替百姓擔(dān)憂，而且用君子長者的態(tài)度來對待天下人。有人做了一件好事，獎賞他之余，又用歌曲贊美他，為他有一個好開始而高興，并勉勵他堅(jiān)持到底；有人做了一件不好的事，處罰他之余，又哀憐同情他，希望他拋棄錯誤而開始新生。歡喜和憂傷的感情，同意和不同意的聲音，見于虞、夏、商、周的歷史書籍里。成王、康王死后，穆王繼承王位，周朝的王道便開始衰落。然而穆王還是吩咐大臣呂侯，告誡他使用“祥刑”。他說的話憂愁卻不悲傷，威嚴(yán)卻不憤怒，慈愛而能決斷，有哀憐無罪者的好心腸。因此，孔子把這篇《呂刑》選進(jìn)《尚書》里。古書上說，“獎賞時如有可疑者應(yīng)該照樣留在應(yīng)賞之列，為的是推廣恩澤；處罰時遇有可疑者則從應(yīng)罰之列除去，”為的是謹(jǐn)慎地使用刑法。

    堯當(dāng)政時，皋陶是掌管刑法的官。要處死一個人，皋陶三次說當(dāng)殺，堯帝卻一連三次說應(yīng)當(dāng)寬恕。所以天下人都害怕皋陶執(zhí)法堅(jiān)決，而贊美帝堯用刑寬大。四岳建議：“鯀可以任用。”堯說“不可！鯀違抗命令，毀謗同族。”過后，他還是說“試用一下吧。”為什么堯不聽從皋陶處死犯人的主張，卻聽從四岳任用鯀的建議呢？那么圣人的心意，從這里可以看出來了。《尚書》說：“罪行輕重有可疑時，寧可從輕處置；功勞大小有疑處，寧可從重獎賞。與其錯殺無辜的人，寧可犯執(zhí)法失誤的過失。”唉！這句話完全表現(xiàn)出忠厚之意。

    可以賞也可以不賞時，賞就過于仁慈了；可以罰也可以不罰時，罰就超出義法了。過于仁慈，還不失為一個君子；超出義法，就流為殘忍了。所以，仁慈可以超過，義法是不可超過的。古人獎賞不用爵位和俸祿，刑罰不用刀鋸。用爵位、俸祿行賞，只對能得到爵位、俸祿的人起作用，不能影響不能得到爵位和俸祿的人。用刀鋸作刑具，只對受這種刑的人起作用，對不受這種刑的人不起作用。古代君主知道天下的善行是賞不完的，不能都用爵位俸祿來獎賞；也知道天下的罪惡是罰不完的，不能都用刀鋸來制裁。所以當(dāng)賞罰有疑問時，就以仁愛之心對待。用君子長者的寬厚仁慈對待天下人，使天下人都相繼回到君子長者的忠厚仁愛之道上來，所以說這就是賞罰忠厚到了極點(diǎn)啊！

    《詩經(jīng)》說：“君子如果高興納諫，禍亂就會快速止息；君子如果怒斥讒言，禍亂也會快速止息。”君子止息禍亂，難道有異術(shù)嗎？他不過是適時地控制自己的喜怒，不偏離仁慈寬大的原則罷了。《春秋》的大義是，立法貴嚴(yán)，責(zé)人貴寬。根據(jù)它的褒貶原則來制定賞罰制度，這也是忠厚之至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