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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從張吉嘴里知道了紅薯藤的事兒，又看了俞大猷留下的書信，魏廣德也算是明白了，他應對明末小冰河的利器算是差不多收齊了。

    是的，魏廣德并沒有因為知道有了紅薯藤就很激動，他已經過了最初那個時代。

    其實就這些年，他以次輔身份還是能對大明各地農業生產比較了解的。

    雖然南旱北澇的災情依舊，但和嘉靖年間南北災情交替出現還是好上許多。

    最起碼，現在各地的老百姓雖然遭了災，但地里的產出還能勉強果腹，一年受災一年還能過的馬馬虎虎，所以日子還能過得下去。

    只是到了崇禎朝那會兒，北方連年災害，才一舉把大明朝逼到了崩塌的邊緣。

    加之國事處理不當，最終大明朝被敲響了喪鐘。

    雖然現在大明朝官員都不怎么樣，可以說是從上到下貪腐成風，但勝在體制還算好。

    是的，你沒看錯，大明朝的政治體制還是不錯的。

    延續千年的小政府，除了對北方有巨大的軍事開支外，其實朝廷的財政支持也是有限的，還沒到把人往死里逼的程度。

    特別是現在民間，朱元璋定下皇權不下鄉的制度存在，因為宗族林立，鄉下多是靠族老維持，都是血脈聯系，總不會把人往死里比。

    雖然后世影視作品里多把民間疾苦的責任推到地方官「吏」和里長、甲長身上，但這些人其實更多的是把稅賦攤到外姓人頭上，對本家人還是不錯的。

    即便偶有數典忘祖之輩，但是人真不算多。

    至于那些外姓人，其實住在別人村里，在住下那一刻也是有心理準備的。

    這也是大明朝能延續二百多年的原因，鄉下還算平靜，少有狗屁倒灶的事兒。

    至于朱元璋為什么制定「皇權不下鄉」，說起來也是他受盡了貪官污吏的盤剝，所以才想出這個制度，讓鄉老維持農村的秩序，不讓官員把手伸下去。

    其實從這條制度的誕生就說明，朱元璋從一開始就對大明官員們的操守是不信任的。

    不過，更深層次的原因也和古代中國社會構成有關。

    皇權要插手鄉野，所要付出的成本太過巨大，甚至可能引發顛覆王朝的后果，這也是朱元璋選擇這條制度的原因之一。

    當然，大明也不是把鄉鎮權利拱手相讓，地方官員們雖然名義上不好插手地方除刑事案件以外的事兒，但收稅等管理權利，還是通過胥吏來完成。

    所以，后世對古代也有種說法，那就是封建王朝的鄉村治理基本為胥吏所操控。

    鄉紳在其中的作用微乎其微，甚至連縣官都會被胥吏那高超的行政手段所蒙騙。

    這也是為何縣官要不斷整肅胥吏隊伍的重要原因，其背后存在復雜的權力博弈。

    大明朝，幾乎所有官員，特別是地方官員和御史，為官初期都要法辦幾個胥吏來樹立自己剛正不阿的形象。

    無論是宗族還是鄉紳，都不會心甘情愿將其掌握的物資主動奉獻給國家，這便是皇權與紳權在鄉村的主要矛盾，諸多賦役的強行委派正說明了這一點。

    但鄉紳并非毫無抵抗之力，在古代戶籍制度并不完備的情形下，他們通過隱匿戶口，招攬流民等方式來回避皇權的滲透。

    當王朝正值鼎盛時，尚可借助胥吏隊伍對鄉紳進行制約，以維持對鄉村的基本控制。

    承平日久之后，胥吏與鄉紳便會結成一種曖昧不清的關系，共同利用政策漏洞中飽私囊。

    故所謂地方政治者，不操于胥吏，即操于紳，生殺予奪，為所欲為，民之所能自存、自主、自治考，亦幾稀也。

    鄉紳清晰的認識到，

    如果碰上清廉的縣官，還可以對其進行限制，但大多縣官上有國家重臣逼問索要，下有州縣的繁苛賦稅，只得任由胥吏侵奪鄉民財產，否則地方知縣的數萬兩雪花銀由何而來？

    除此之外，在軍事動亂之際，鄉紳更是憑借掌握的財富，招攬民眾構建武裝山寨。山寨內部不僅擁有大量的田地資源，還配備了一定數量的武裝勢力。

    如此密不透風鐵桶，皇權根本無法進行滲透，無論是兵役的征派還是賦稅的繳納，都只能根據鄉紳的主觀意愿進行。

    山高不怕皇帝遠，鄉紳的自治不僅在于對人口及土地的掌握，更在于對胥吏的籠絡。

    與之相對，封建王朝設立胥吏的初衷是為了消除鄉紳的地方控制，并嘗試將「鄉村自治」納入國家的治理體系。

    而眼下的大明，其實就是地方官員和鄉紳相輔相成的狀態，地方官很難直接插手鄉野，鄉紳受朝廷大義也必須盡量滿足官員的要求。

    這也是朝廷地方官上任，鄉紳都會攜帶禮物拜訪的原因，皇權終究占據道義，鄉紳也只敢在鄉下稍微放肆一點，卻不敢做的太過。

    不過，這些在張居正推出考成法以后，情勢稍有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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