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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個權力交替的過程十分順利，可帝國朝堂的局勢卻沒有因此迅速恢復平穩，反而愈發風云詭譎。
彼時新東林黨魁首和司禮監掌印太監同時被任命為輔政大臣。
在武帝時期如履薄冰的新東林黨終于掌握了足夠的話語權，有了跟司禮監掰手腕的資本。
兩邊剛剛拉開架勢，擺好車馬，爭斗的契機便適時出現。
引爆一切的導火索便是當年隆武帝力排眾議推行的罪民區國策——攫四方水土，養神州底蘊。
這項國策之嚴苛，光是一個‘攫’字便能管中窺豹。
沉重的賦稅壓力讓罪民區內民怨沸騰，大明吏制對于罪民的封鎖更是讓不少野心勃勃的人物心懷不滿。
因此在隆武帝薨逝之后，東瀛、安南、蘇祿、暹羅、滿刺加、占卑等多個罪民區便開始蠢蠢欲動。
聯名上書要求開放帝國和罪民區之間的邊境壁壘，將罪民區改制為行省，互通有無，往來自由。
甚至提出取消罪民稱呼，給予罪民和帝國平民同等的待遇，廣開科舉，允許夷人進入仕途。
當時負責罪民區管理的是帝國鴻臚寺，大權掌握在司禮監手中。
而司禮監歷來推崇‘明人至上’，面對罪民區的請求根本不屑一顧。
簡單認為不過是有縱橫家序列的人在其中挑撥是非，煽動這些刁民作亂，讓駐守當地的總兵出兵鎮壓即可。
新東林黨則搬出了儒教圣人‘有教無類’的理論，認為隆武帝既然已經將藩屬國改為罪民區，納入帝國轄制，那罪民區便是大明疆土，一眾罪民也該是帝國子民。
先帝以槍炮開疆拓土，新帝自然該以文治彰顯仁慈。
以帝國文治勸導這些蠻族歸化才能體現圣朝風范，實現四海歸一，天下同心。
兩大勢力在如何處置罪民區聯名請愿的事情上表達出了截然不同的態度。
帝國上下也是輿論紛紛。
同為帝國輔臣的新東林黨魁首和司禮監掌印太監更是在內閣之中吵到不可開交。
一個擼袖，一個抓冠，明明都是各自序列頂尖人物，卻如同市井破皮一般扭打在一起。
浩如煙海的奏章涌進太和殿的黃粱主機，卻遲遲沒有得到新帝的批閱。
如此曖昧的態度，立馬讓儒教嗅到了其中的機會，馬上著手準備全方位攻訐司禮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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