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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東大唐商號”與吐蕃之貿易，走得乃是蜀中直入藏地的古道，而蜀中素來與江南士族聯系密切，反而與關隴門閥極為敵視，這就使得與吐蕃之貿易當中，江南士族的利益極大。

    然而一旦改由河西橫穿祁連山途徑青海湖進入藏地，那么整條路就將完全掌控在關隴門閥手中。而關隴門閥眼下遭受打壓，沒有足夠的力量去完成兩國之間的巨量貿易，得益的必然是山東世家。

    蕭瑀作為江南士族之領袖，豈能坐視原本攥在手中的利益，被山東世家所攫取？

    所以任何時代，每一樣政策之制定、實施，都絕非順應時勢、時代之發展那么簡單，而是要顧忌多方          顧忌多方面的利益，在此基礎之上取得平衡、妥協，之后才能推行開來。

    諸如歷史之上多次變法那般，是朝中袞袞諸公都是愚頑之輩，不識時務、見不到以往之弊端，更見不到新政之優點么？

    非也。

    能夠在天下億兆庶民之中爬到朝堂中樞，執掌帝國之運轉，哪一個不是人精？然而正是這群人精，卻一次又一次的阻礙新政之實施，抱著老舊的制度不肯做出絲毫改變。

    何也？利益耳。

    王朝初期，整個社會階層發生巨大之變化，這個時候是推行新政最好的時候，帝王的利益幾乎與門閥、士紳之利益一致，所以這個時期往往社會穩定、銳意進取，若是遇到一個勤于政務的帝王，盛世可欺。

    然而隨著階層的穩固，利益之劃分也趨于穩定，這個時候誰若是想要改變以往之社會結構、國家運轉，勢必要觸及那一部分既得利益者，而這些既得利益者，卻一定是當時社會最中堅的力量，豈能部遭受到洶涌澎湃之反噬？

    到最后別說新政的實施者了，即便是高高在上、坐擁天下的帝王都會覺察到皇位不穩，哪里還施行得下去？

    眼下形勢亦是如此，蕭瑀與房俊乃是同盟，但是房俊的建議損害了江南士族的利益，蕭瑀就必須站出來予以反對，維護江南士族的利益。

    所以說，朝堂之上非但無所謂正與邪、對與錯，甚至連立場都非是恒定不變，左右這一切的力量，唯有利益而已。

    李承乾自然明白這些道理，所以也不去跟蕭瑀爭論，而是頷首道：“此事重大，下一次政事堂會議上，由各位宰輔商討之后再做定論吧。”

    蕭瑀也不指望太子能夠站在他這一邊，沒有乾綱獨斷將他的意見駁斥回來就已經是最大的讓步了，故而頷首領旨道：“老臣遵旨。”

    劉洎也道：“正該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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