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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當年太宗皇帝曾贊譽次子‘宰輔之才’，沒想到區(qū)區(qū)數(shù)年時間便有了這般決斷之魄力，朝中又添一位能臣，帝國之福也。”
尹文操點點頭，像他這種“偏技術”的人才，對于房俊可謂是驚為天人，其編撰、傳播之《數(shù)學》《幾何》《物理》等學科早已被天下有識之士奉為圭臬。
“如果在此之前，我定然主張對抗這道政令，佛門之體量早已遠遠超過咱們道家，如今增加稅率一視同仁，咱們豈不是更加虛弱？但現(xiàn)在既然決定以學問來作為道家之傳承，那么也就無所謂多少田產(chǎn)、多少信徒，只需一以貫之的走上層路線即可。況且我聽聞這一次的稅改并非是單純的增加稅率，而是欲以土地之多寡來決定稅率之多少。”
成玄英微微一愣，思索著其中的關竅，他雖然自詡“出家為道”，卻并非不食人間煙火，對于天下大事知之甚詳。
當下大唐施行的稅制是“租庸調(diào)制”，說白了就是土地與人口雙向收稅，土地稅收的基本在于“均田制”，可現(xiàn)在建國未久但全國各地的土地兼并情況已經(jīng)非常嚴重，此次由許敬宗掌控的“丈量天下田畝”便測量出大量田地被世家門閥所兼并、吞占，無以計數(shù)的農(nóng)戶淪為“家無恒產(chǎn)”者不得不依附于世家門閥，或佃租、或投獻，賬面上的土地大規(guī)模減少，不僅這些失去土地的農(nóng)戶生活困頓，更使得國家收稅大幅減少。
如果把那些亂七八糟的東西全部剪除，只留下一條標準：以土地之多少、土壤之優(yōu)劣來繳稅，豈不是皆大歡喜？
朝廷不必費盡心力的去監(jiān)督土地在誰的名下，只需保證世家門閥不會將土地藏匿即可。
百姓也不必為了失去土地發(fā)愁，失去土地的百姓可以進城做工、可以依附于世家門閥佃租土地耕種，不至于沒有了土地還要繳納土地的稅賦……
“如若此法施行天下，則煌煌盛世可綿延百年！房俊此策，足矣名垂青史。”
成玄英大加贊嘆。
尹文操問道：“那咱們道家是否響應朝廷這項政策？”
成玄英笑道：“正如你所言，咱們既不滿天下占據(jù)名山大川風水之地修建寺廟，又不愚弄民眾收割信徒，要那么多錢作甚？只需狠下心、扎下根的做學問，不必理會其他。”
相比于聲威赫赫、影響巨大的“國教”身份，真正編冊在籍的道士卻遠遠無法匹配巨大的體量，這也是道家在與佛門的競爭之中處于下風的原因，道家的門檻太高了，不是想進就能進的。
人數(shù)的稀少就意味著開銷少，道家又沒有大肆修建道觀、動輒給神祗刷金粉的習慣，擁有的產(chǎn)業(yè)完全可以支撐當下整個道門的正常運行。
尹文操也有此意：“此次陛下為了襄助道家提振聲勢，從而在長安內(nèi)外修建了多處道觀，待到建成之后，道家將不再輕易修建道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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