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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96年2月4日，立春。

    蓉城。

    《未來屬于中國》出版已有兩個月零八天，銷量接近120萬冊。不但國內外媒體紛紛上門采訪，各大城市的書商也積極聯系，想要給宋維揚搞什么現場簽售會。學校方面，法學院的領導也想讓宋維揚搞演講，談一談他對未來中國的期許。

    宋維揚不勝其煩，期末考試一結束，便陪女朋友回蓉城考研。

    《中國可以說不》的五位作者則剛好相反，媒體采訪來者不拒，簽名售書每周都搞。最滑稽的是，他們在京城的那場簽售，由于中途賣斷貨了，新華書店居然緊急調來一堆盜版賣給讀者，然后讓原作者在上面簽名。

    在非典爆發以前，考研時間并不固定，一般是在1月末，也經常在2月初。這給考研者平添了幾分苦逼，因為往往在春節前后，過年都過不舒坦啊！

    就拿92年來說，大年初幾，離元宵節還遠呢，學生們就一個個走進考場。

    今年還算不錯，考研結束后剛好能回家過小年。

    考點并未封校，宋維揚坐在校園里，優哉游哉看著書。等林卓韻把英語考完，一本《語言與符號權力》已經被他看了四分之一。

    這本書很有些意思，作者布爾迪厄認為，語言交流也是群體權力關系的一種變相表達。任何語言交流、運用和表達，都包含著交流雙方在社會空間、位置的相關因素，比如性別、教育、階層、地點等等。

    語言的交流，是不平等的！

    首先官方就壟斷著合法化語言，并通過教育加強官方語言的地位。生活中，上司對下級、父母對子女、知識分子對普通民眾等等，都存在語言權力。同時也可以反過來，比如某競選者做拉票演講，故意說當地方言來討好選民，這叫做“屈尊策略”。“屈尊策略”可以很好的否定和掩蓋語言暴力真相，強化誤識效果，從而強化語言符號暴力的效果。

    宋維揚更關注的是這本書的“語言交換經濟學”，語言交流的過程，也存在著所謂的“語言市場”，存在語言的生產者和消費者，也存在著資本、價值、利潤和調節規律。說話的人，可以在語言市場的規則調節下，謀求最大預期的語言利潤。

    這他媽是把說話當成政治經濟學來研究，一旦融會貫通，必定大殺四方，成為無往不利的……嘴炮之王！

    “叮鈴鈴！”

    一陣鈴聲響起，英語考試結束。

    陸陸續續有考生出來，或沮喪，或興奮，還有認識的互相對題。

    宋維揚看到林卓韻走過來，立即收起《語言與符號權力》，笑問：“考得怎么樣？”

    “還不錯吧，英語我一向很好，”林卓韻說，“就是數學有點難，復習了半年，也才勉強恢復讀大學時的水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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