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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個結果出來之后，歐洲三國與日本的第一次交涉在堺港進行。

    這次交涉，三國的主要負責人是英國駐東方大使貝倫伯爵，這位伯爵全權負責英國在東方的事務，但這并不意味著他位高權重，恰恰意味著他是一個花瓶。

    原因很簡單，因為交通和通訊的問題，歐洲與東方的往來本就不多，又是歐洲國家與奧斯曼帝國關系的緊張，使得歐洲三國在過蘇伊士運河的時候時常受到刁難，所以東西方貿(mào)易的大頭仍然被帝國掌握。

    而在戰(zhàn)略態(tài)勢方面，帝國雖然已經(jīng)過了主要的擴張期，但在國際事務之中仍然采取相對主動的態(tài)勢，在東方固本培元，在西方合縱連橫。也就是說，歐洲各國在歐洲范圍內(nèi)疲憊應對來自帝國的挑戰(zhàn)，相反，卻很少有機會前往東方給帝國找茬。

    因為這兩方面的重要原因，帝國的外交體制的配置采取前重后輕的體制，一直以來，除非帝國派遣裕王這樣級別的官員前往歐洲，總攬帝國對外戰(zhàn)略，否則帝國主要的對歐外交權力核心在西津、蘇伊士與休達三地。

    掌管西津是帝國的榮親王，可以說，除了外交戰(zhàn)略設定這樣的底層構建，榮親王李素幾乎擁有帝國一切對歐的決策權。而外交部在派遣對歐使者駐扎休達，這個使者則是主要負責聯(lián)絡駐歐各國的大使館，同時擔任帝國駐國聯(lián)的大使。

    而蘇伊士的紹杰，則負責帝國在北非和西亞在內(nèi)的阿拉伯地區(qū)的事務，但因為與歐洲關系糾葛，他也需要承擔一些對歐事務。

    雖然有三個核心，但李素擁有最高決策權，除非戰(zhàn)略事務，其實都未必要請示國內(nèi)。

    而外交事務，從來都是紛繁復雜的，所以，歐洲主要國家駐帝國申京的大使往往就是一個花瓶外加傳聲筒，很多時候沒有多少具體事務。而駐扎帝國西津的領事館，才是與帝國進行聯(lián)系的主要外交機構。

    帝國的前重必然導致了歐洲方面的前輕。

    貝倫伯爵能成為英國駐帝國大使，更多是因為其尊貴的身份。而英國雖然在日本京都設立了駐日大使館，但大使一職長期空缺的，反倒是英國駐長崎的領事更為重要。

    因此貝倫既是駐帝國大使，也負責英國在東方的全權事務。

    在京都事件中死難的倒霉蛋里，有英國人也有法國人，唯獨荷蘭人沒有傷亡。而法國在東方的外交存在，更是流于表面，甚至連駐日本大使都沒有，其在日本的事務，長期由英國和荷蘭方面代理，所以在這個時候，也就拿不出一個能出面的人。

    因此，貝倫伯爵成為了主事者。

    這其實也與各國的底蘊有關，在前帝國時代，荷蘭是東方海洋的霸主，雖然殖民勢力被驅(qū)逐了，但貿(mào)易卻從未中斷過。而英國長期也是東西方貿(mào)易的主要參與者，其與帝國的貿(mào)易非常頻繁，更是在次大陸地區(qū)擁有不少利益。

    而法國當年雖然也創(chuàng)立過東印度公司，但其實與丹麥、瑞典是一個級別的，在帝國崛起之后，就更沒有多少存在感了。

    貝倫伯爵擁有一頭銀色的頭發(fā)，他抵達日本之后，雙方進行了預交涉，貝倫伯爵提出的要求就是談判地點不能設立在京都，必須選擇在海港城市，雖然他想在長崎，但最終雙方妥協(xié)，定在了堺港。

    堺港位于后世大阪的附近，早年是不弱于長崎的貿(mào)易城市，德川幕府建立后，逐漸沒落了，但隨著日本開國，再次復興，尤其是鐵路開通。但這也擋不住大阪的崛起，并且逐漸取代其的趨勢。

    談判的地點定在了諸賢樓，這座樓在當?shù)胤Q之為紅樓，因為是一座五層的小樓，紅磚砌筑的。曾經(jīng)也是堺的權力中心，那還是在第一次日本內(nèi)戰(zhàn)期間，帝國強迫日本開國，堺港就是當時的通商口岸之一。

    在那次戰(zhàn)爭中，德川幕府的利益被削弱，其中大部分被西部大名瓜分，但帝國為了貿(mào)易便利，也為了尋求支持，選出了十個城市，作為自由貿(mào)易城市，不受德川幕府或者任何一個大名的控制，而是組成和議會，而不論身份階級，只要肯出錢繳納賦稅，就有資格競爭和議眾。

    這種模式盛行一時，但這些和議眾，尤其是里面商人出身的人，很快成為了日本所有保守勢力的眼中釘肉中刺，隨著日本第二次內(nèi)戰(zhàn)，德川幕府抬頭，封建領主們反攻倒算，各地的和議會取消了。

    那些商人要么成為依附于封建領主的特權商人，要么成為了買辦，要么成為了大資本家，依舊活躍在政治舞臺上，只不過已經(jīng)不是獨立的一方勢力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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