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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浩東略作思忖，然后說道：“昌明書記，沈亢部長，我一貫主張在追究歷史問題的時候，應該客觀地考慮當時的環境，特別是當時的政治生態。與此同時，我也對沈亢部長的說法不敢苛同，追究責任如果用百分比去劃分，是機械主義的表現，不能達到我們需要的政治目的。”

    面對徐浩東的不敢苛同，沈亢也是積極響應，“浩東同志，我同意你的說法，但遺憾的是，在找到更好的方法之前，只能暫時繼續使用我說的方法。”

    “對不起，沈亢部長。”徐浩東欠了欠身體，思忖著道：“首先，我說的環境也就是政治生態，它要負百分之一的責任。”

    戴昌明道：“很獨特的說法，我以為你會把百分之九十九的責任，歸咎于不正常的政治生態。”

    徐浩東道：“所謂的政治生態，不管是正常的還是不正常的，都是組織或機制出了問題，而組織是由無數個人組成的，所以歸根到底還是人的責任，一味的歸咎于政治生態，無疑于推卸責任。”

    沈亢說道：“非常正確。”

    “其次是組織的責任。”徐浩東道：“在吳佩林的任用問題上，組織要負一半的責任。我這里說的組織共有四個，機關黨工委、組織部、市政府和市常委會，當時的市公共資源交易中心中心，雖然只是一個副科級職位，但因其重要性，是要上市政府常務會議和市常委會議通過的。至于這四個組織如何分擔這百分之五十的責任，這得另當別論，而組織是由人組成的，所以這百分之五十的責任，至少要分攤到這四個組織的核心成員的身上。”

    戴昌明道：“有道理。”

    徐浩東道：“當時的市委書記方一山要負百分之三十的責任，一個任性的一把手，實在是太危險了，別說當時的方一山，就是現在的我，一旦在用人上獨斷專行，其危害性將不堪設想。問題是方一山已經落馬，現在讓他承擔那百分之三十的責任，毫無任何意義。”

    沈亢說道：“還有百分之十九。”

    “我、馮興貴和閻芳。”徐浩東道：“閻芳同志要承擔百分之四的責任，因為她是考察吳佩林的具體負責人，她對吳佩林的評價，不提缺點只提優點，而且提到的優點基本上不能稱之為優點。馮興貴同志要負百分之五的責任，主要是因為他沒有堅持原則，以他當時受排擠的境狀，盡管他的反對不起作用，但他也應該表明自己的態度。”

    戴昌明問道：“你負百分之十的責任？比馮興貴和閻芳兩位同志的總和還要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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