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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主要原因，還是在于養兵費用過多，所以張邦文才提起魏晉隋唐時的府軍制度。

    在府兵制之前是秦國以軍功授爵的辦法來養兵，這樣節省日常的軍餉開銷，秦軍都是從農民中征伍，漢軍也是，漢的常備軍只有幾萬人，有大征伐時，征調各郡國兵，再從長安出動北軍出征，如果再出動大規模的騎兵，就是從邊郡加大動員的力度，同時朝廷負擔兵器和戰馬的開銷，因為對匈奴戰事的規模龐大，而且曠日持久，以文景兩代與民休息的積累，卻是被漢武在北伐的戰事之中，消耗一空，由此可見，農耕民族對游牧民族的戰爭，真的是天生的不對等。

    漢末之時，則是藏兵于各郡國，其實已經是窮兵黷武的狀態了，千里之內白骨露于野，整個民間都是在一種比戰國還要激烈的戰亂之中，當然談不上合理的賦稅和養兵制度，無民不納稅，無農不為兵。

    至晉統三國，沒有多久便是內亂，然后胡人南下，進入南北朝的早期。

    接著就是北魏的租庸調制度和府軍制，這種賦稅制和養兵制度，算是影響了中國好幾百年，甚至是千年，明太祖的征稅制還有養兵的衛所制，也是和北魏算一脈相承了。

    大魏的募兵制，比漢之部曲唐之藩鎮其實都要強，比起明朝混亂的兵制更不知道強到哪去了。

    可惜的是，現在的大魏已經負擔不起過于沉重的軍費負擔了。

    現在是一個惡性的循環，因為東胡鐵騎不停的打擊，導致北方地方殘敗，善后就需要極多錢糧耗費，北方天災不斷又兵禍連結，要花費錢財防御和修復，還有軍隊調度，每一場大戰花錢都是幾百萬貫起步，乃至上千萬貫，實在已經是大魏財政負擔不起的重擔，大魏君臣，也委實是到了挑不起來的地步了。

    南方工商萎縮，海盜山匪肆虐，朝廷卻只能顧北方，畢竟相比而言，南方是慢性病，也致命，但還不是急癥。北方卻是急癥，重癥，險癥，稍有不慎，就是亡國傾覆的局面，委實是不能有絲毫大意。

    所以但凡是明白人都知道朝廷傾斜力量到北方是迫不得已，也不得不然。而對千千萬萬的南方普通百姓來說，他們看到的就是自己負擔著沉重的賦稅，自己抵抗海盜和土匪，朝廷收走了海量的賦稅，卻是對南方一無所顧，怨氣日增是必然之事，群盜多如牛毛，不得不說也是和沉重的負擔有分不開的關系。

    李國瑞也是宰執之一，對天下之事也是處于最高的視角來看，但他不精于料理財賦之事，原本在河北路安撫使任上之時，也是盡量把財賦之事交給轉運使。朝廷設各種轉運使直接屬于三司管轄，就是要統一各路，府，州，軍，縣的財賦，將唐末節度使的財權悉歸中樞。安撫使若強勢，轉運使不免要在財賦之事上聽其調派，只是要上交歸于朝廷的稅賦定額，其余地方財賦事，可以由安撫使自家來做決斷。

    李國瑞卻是對財賦事不甚關心，他在任時，以選將，練兵，備戰馬，充武庫為最要緊之事，也正是在他的提調帶領之下，朝廷才會有前兩年對東胡的大捷。

    “不光是銅錢不足。”張邦文嘆息一聲，繼續道：“存糧也不足七百萬石了，現在只能等新春漕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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