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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論在任何一個國家，勞資雙方之間的關系，從來都不怎么融洽。

    資方追求最大化的利益和絕對的控制，而勞務方則是盡一切可能索求自己的權利同時規避義務。這是一對永遠都不可能調和的矛盾，只能通過法律和制度為二者之間創造一種脆弱的平衡。

    顯然，項目投資者和研究人員之間，也存在著類似的關系。

    陳崢不同意以“資助”的方式進行投資。那么對于羅格爾來說，選擇陳崢與回頭選擇MSD在自己的權利方面，就沒有什么太大區別了。如果羅格爾真的能放下臉面回到MSD，去低聲下氣和研發投資部的那位先生好好聊聊，那么兩年兩個億的投資，對于財大氣粗的MSD來說其實也并不是給不起的。

    羅格爾顯然是一位典型的西方人。比起實際能到手的利益，臉面這種東西不要就不要了，還沒有什么大不了的。

    但是，他放不下的顯然不是那點不值錢的自尊心。

    羅格爾已經四十二歲了。

    作為一個研究工作者，其實他已經到了能夠出成績的關鍵年零的末期。也就是說，他其實已經到了創造力枯竭年紀。說句不好聽的，這個項目很可能就是羅格爾這一生中能完成的最后一項關鍵研究。

    但是，就在一個多月之前，第三組方案再次失敗了。這個項目從最初出現成功的曙光到現在，已經陸陸續續拖延了三年多。羅格爾真的不確定，自己還有多少個三年可以這么耗下去。

    他可不是大學里能夠分享學生榮譽的教授。一旦研究水平下滑，又沒有一項足夠硬氣的成就可以傍身的話，下半生那種歸于平庸的生活，對于他來說實在有些難以承受。

    然而，陳崢手中的技術，顯然可以極大程度的縮短研究的進程！

    只要有了那些技術的支持，羅格爾有信心在兩年之內拿出可以進行下階段實驗的樣品。不，如果陳崢真的搞定了“可編程限制性內切酶”的話，那么甚至連兩年都用不上，整個項目便可以推進到下一個階段。

    而羅格爾自己，也必將功成名就！

    所以，羅格爾并沒有直接給陳崢一個答案，而是閃著灼灼的目光問道：“陳先生，您的‘基因編輯器’真的已經推進到了可應用階段了嗎？”

    陳崢笑著攤了攤手：“這件事是我們公司目前的最高機密，就連公司其他高層都沒有權限知道。所以請恕我無法向你解釋。不過既然發布會上我已經承諾了明年一月會正式，那么您何不耐心等待一下呢？”

    羅格爾堅定的搖了搖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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