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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如果說第一題是普通題，那么第二題就是拉分題了。陳惇敢保證，第二題會拉下去一大批人，如果自己不留心的話，也會加入到這個行列里去。

    曹正出的是一道截搭題，而且不是簡單的截搭，“大學之道，天命之謂性，學而時習之，孟子見梁惠王”這四句話，是四書每一書第一句話，“大學之道”取自《大學》，“天命之謂性”取自《中庸》，“學而時習之”取自《論語》，“孟子見梁惠王”取自《孟子》。

    這種混搭無怪大部分考生一看題就想回家，但也有例外的，比如陳惇看到一個考子甚至沒有做第一題，而是微笑著開始做第二題，顯然已經成功破題。但更多的人是苦思冥想，汗流浹背，甚至面露痛苦，茫然不已。

    這種截搭題雖說困難，但是的確是很有奧義，它要求考生要熟知經義，知道搭在一起的一句或者幾句話分別出自哪里，同時還要找出這風馬牛不相及的兩句話之間的邏輯，提取中心思想然后自圓其說。

    所以世人說，大題不如小題難，小題都是截搭題，考察考生不受束縛的思維能力，這在陳惇眼里，不是難事；在徐渭的眼里，更是輕而易舉。但是在當今絕大多數讀書人那里，他們思維僵化，根本不懂得隨機應變，“兩耳不聞窗外事，一心只讀圣賢書”，竭盡一生精力鉆研八股文的寫法，只是按照題目的字義敷衍成文，不僅造成八股文內容空洞，專講形式，成了文字游戲，同樣讀書人為了考取功名，整日里誦高頭講章、背程文窗稿，早已經成了古板迂腐，百無一用的泥人。

    陳惇還沒有收到這樣的荼毒，他思維靈活，既有聯想力，又有靈敏的邏輯思維，這在曹正考驗他的時候，顯得很突出。所以曹正才說了幾次，一定保舉為案首的話——當年曹正也是卡在小題上，痛苦了十幾年才一舉高中，本以為這家伙對截搭題是深惡痛絕，沒想到當了主考官之后，卻偏愛這種題型。

    這也是陳惇敢嘗試縣試的原因。

    他把這一次考試，稱之為“嘗試”，因為他覺得自己的水平還有所欠缺，雖然他發現了自己過目不忘的神奇技能，也利用這個技能迅速背熟了許多程文講章，但是他還是覺得自己不能達到其他考生應有的水準——但是當他知道了截搭題的存在，他就又覺得自己理應試一試了。若是說死板的八股文，他還做得不好；但是這種天馬行空的截搭題，卻可以給他發揮的空間。

    制藝即八股文也，八股文要求用對偶句行文，每篇經義文章，都分為破題、承題、起講、入題、起股、出題、中股、后股、束股、落下十部分組成。在國朝初年的時候，內容有嚴格的限制，作文只能引用《四書五經》的語句，不許任意發揮自己的見解，須使用古人語氣，代圣賢立言，即按程、朱對儒家經典的解釋演繹成文。

    但是后來風氣開放，考生可以使用譬如《左傳》、《國語》等書中的語言，引用《史記》、《漢書》等史書中的語句，甚至引用諸子百家的語言。

    陳惇深吸了一口氣，搓了搓手。他絲毫沒有發現自己的雙手已經凍紅了，有些考生已經被凍得不由自主地跺地了。

    八股文，破題最重要，你怎么破，就得怎么寫，可是這道題該怎么破呢？

    第一句，大學之道，在明明德，在親民，在止于至善。陳惇不由自主開始默念之后的段落，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國；欲治其國者，先齊其家；欲齊其家者，先修其身——《大學》開宗明義便是說這修身齊家的話，從“格物致知”開始，達到最后的“治國平天下”，是一步步使人達到最完善的境界。

    第二句，天命之謂性，率性之謂道，修道之謂教。這句話是在說人的自然稟賦叫做“性”，順著本性行事叫做“道”，修道的方法就是“教化”。這句話是在說明人人都有的本性和大家遵循的原則達到“中和”的境界，便是圣人了。

    第三句，學而時習之，不亦說乎？意思是學過的內容要實踐它。并不是學過的東西，要時常溫習！雖然朱熹在注釋中提到“習”字含有的“反復不斷”的含義，但習字并不是“重復學”的意思，要大家學習了之后再學習？而且是反復溫習同一種東西？不，“學”是“學”，“習”是“習”，從“學”到“習”的過程，是從理論到實踐的過程。

    第四句，孟子見梁惠王，梁惠王說：“老頭啊，你不遠千里而來，一定是有什么對我的國家有利的高見吧？”孟子回答說：“大王！何必說利呢？只要說仁義就行了。”這句話的核心就是儒家的核心，仁義。

    所以這四句話，怎么才能貫通，且提煉出一條完整的邏輯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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