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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說中國和西方的哲學史，究竟哪個誕生的更早，其實很難說，就像春秋戰國時期的百家爭鳴，奠定了中國的思想基礎一樣，西方的古希臘羅馬哲學，是歐洲文明的搖籃。公元前7至前6世紀，古希臘的哲學家們重視宇宙本原的研究，這個階段的哲學被稱為自然哲學。由于對世界本原的回答不同、哲學家居住的地區不同，形成了米利都學派、愛非斯學派、畢達哥拉學派、愛利亞學派等。

    當然自然哲學的影響，遠遠不如隨后產生的人本主義和系統哲學的影響巨大，哲學家們討論的中心不再是自然界宇宙生成等問題，而集中到人類社會政治倫理和看待世界的方法上面來，他們逐漸開始探討事物的本質、聯系和客觀規律，以蘇格拉底、柏拉圖為代表的唯心派與亞里士多德這個唯物派進行了對立和交匯，對后世產生的影響從未間斷，甚至到文藝復興，再到啟蒙運動和現代哲學。

    哲學不分東方和西方，本質上都是人類對世界的認知和探討，而世界上所有的真理都是普遍適用的，所以不論東西方，對哲學的追求都是一樣的，而最神奇的地方就在于，兩千年前的東西方，都出現了唯物和唯心的理論，而它們的對立和分歧，幾乎不謀而合。

    比如老子的著作《道德經》所提出的思想，是從天道運行的原理為基礎，展開以自然為義理的“道”的哲學。天道運行有其自然而然的原理在，道的哲學即在解明此一原理性內涵，而得以提出認識一個世界運行秩序之無定限、無執著，道家哲學發展的社會哲學。這在西方哲學中，就有相同的理論著述。他們認為萬物的本質不是物質性的元素，而是一些抽象的原則，畢達哥拉斯學派認為是“數”，以巴門尼德為代表的愛利亞學派認為是“存在”，并認為“存在”是不變的，不生不滅的，運動變化的只是事物的現象。他們提出的非物質性的抽象原則，對以后唯心主義哲學的產生影響很大。

    又比如說，亞里士多德通過六篇邏輯學著作《范疇篇》、《解釋篇》、《前分析篇》、《后分析篇》、《論題篇》、《辯謬篇》為西方形式邏輯奠定了基礎，而比他早幾十年，墨子就建立了第一個中國古代邏輯學的體系，他大量地運用了邏輯推論的方法以建立或論證自己的政治、倫理思想。他還在中國邏輯史上第一次提出了辯、類、故等邏輯概念。并要求將“辯”作為一種專門知識來學習。墨子的“辯”雖然統指辯論技術，但卻是建立在知類（事物之類）明故（根據、理由）基礎上的，因而屬于邏輯類推或論證的范疇。

    甚至古代希臘哲學中還出現了形形色色的哲學主意，如詭辯論、懷疑論、神秘主義、相對主義、折衷主義以及各種頹廢沒落的人生哲學，在中國古代都能找到相同的東西，難道“莊周夢蝶”不是一種懷疑論嗎？

    不過有意思的地方就在于，哲學的起源是如此相同，而后來的發展，中西方卻走上了越行越遠的歧路。中國人的主流從某一個時期開始，漸漸走向了徹底的唯心，間或有一二唯物的喊聲，也激不起任何浪花。而西方的唯心與唯物進行了數不清的對立和激辯后，各自占據了兩大陣營，但即使天主教在世俗生活和精神生活各方面都占據了統治地位，哲學成了神學的婢女，這個時候反而唯物主義的理論越發完善，促使哲學愈益脫離神學。

    而西方即使是唯心主義的哲學家，他們也將世界當作一個整體而從總的方面來觀察。馬克思說希臘人是“正常的兒童”，他們受到的歪曲比較少，因此能夠向我們提供比較正確的、雖然是幼稚的世界觀。

    這是為什么呢？

    因為中國歷史上有兩個挨得很近的事情，一個叫“焚書坑儒”，一個叫“罷黜百家”。作為兩場實質上是統一思想的運動，陳惇發現歷史應該給與這兩件事情一個理性的思考。政治思想領域中不同主張的爭議影響到他們各項改革政令的推行，但秦始皇并沒有焚盡天下之書，而漢武帝卻鉗制了天下的思想。

    對于“罷黜百家”這一重大歷史事件的發生，是由漢武帝與董仲舒君臣撮合而成的，一個是為了建立大一統帝國的需要，一個是出于爭奪學術地位的需要，因此，三道策問，一拍即合。學術上排他，政治思想上的禁錮，百家爭鳴曇花一現后，終于由緩慢扼殺變為了一槍斃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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