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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唐順之和陳惇談到這次的戰斗，想法大抵相同。比如參與戰斗的衛所官兵的戰力完全比不上幾個將軍手下的募兵，甚至連剛剛訓練兩個月就拉上戰場的鄉勇也比不過。

    “倉猝集合起來的團練，并沒有經過多少訓練，臨戰反應卻讓人大吃一驚，奮勇爭先，拼死殺敵，創造一個又一個奇跡。并不是我大明沒有熱血男兒，我大明沒道理組建不出一支鐵血雄師，根本還在于衛所已經糜爛，”唐順之道：“既然這些人已無可救藥，那就放棄他們，重新建一支新軍。”

    “是啊，”陳惇贊同道：“衛所士兵以及其土地所屬關系，已經從根本上糜爛，他們不再是洪武、永樂時候的衛所，他們已經不能任戰了。”

    洪武元年，太祖皇帝下令：“天下衛所，一律屯田。”就拿南京舉例，當時駐在南京城的禁衛軍有四十二個衛，每個衛有五千人左右，共有駐軍近二十萬人。這批駐扎在南京城內外的軍隊，普遍進行屯田，共開墾出四十八萬畝土地，建有三十七處大型糧倉。他們生產的糧食基本上做到自給，有時還有余，減輕了農民的負擔。

    只不過自宣宗之后，由于軍屯所得不用上交，于是便有衛所官員侵占軍屯田地和私自命令士兵種地，從而賺取錢財。這導致負責軍屯的士兵被長官壓榨和勒索地極為嚴重，生活極為困苦，甚至比一般的佃農還不如。可是由于軍籍管理極為嚴格，無法脫藉的情況下便有軍人開始逃亡，洪武初年即有逃兵，而到正統三年，逃亡官軍總數竟達一百六十三萬人之多。

    除了這一點，由于軍戶乃是世襲制，所以身為軍戶不管你愿不愿意，都要去當兵。于是很多不想當兵的軍戶便想方設法的脫去軍籍，這導致軍戶數量越來越少。再加上軍中吃空餉現象嚴重，基本所有衛所都已無法達到滿編，最多達到七成，而且多是老弱。為了補充兵力，又將罪犯或充軍者納入軍籍，這種衛所官軍，如何能抵擋倭寇呢？

    但所有人都知道衛所制度有巨大的問題，卻沒有人提出要改革這個制度，為什么呢？

    其一就是這是太祖定下來的制度，連太祖的海禁政策都反復了這么多年，至今還在禁海，別說是關系到根本軍事制度的衛所了，祖訓這個東西就是束縛在一切改革頭上的緊箍咒。

    第二也是拋去祖制這個名頭，現實中最大的阻礙，就是衛所軍戶背后的土地權。

    軍屯制度下，衛所軍的耕作所得要上交衛所屯倉，稱為“屯田子粒”。屯田子粒分正馀糧，正糧供屯軍自用，只盤查而不上交，馀糧供支付守衛旗軍及軍官月糧，需上交朝廷。但后來屯田多被軍官和內監占奪，導致“當軍者無地，種地者非軍，豪強侵霸以肥家，公私因是而交困”，不僅土地，甚至土地耕作者一并都歸屬以五軍都督府為首的軍官。

    要改革衛所，則其屯田勢必要被盤查，則這些軍官、官員、太監的利益就被損害了，哪個愿意？所以即便由于衛所管理的軍戶流失，衛所土地荒蕪，朝廷也沒有動過改革衛所制度的心思。

    直到張居正的改革，張居正使被侵吞的衛所土地重新納入到大明朝稅賦體系中來，等于是把五軍都督府所享有的衛所土地收稅權轉移到了戶部，但他的下場就是身死名裂，人亡政息。

    既然衛所已經瓦解，并逐漸走向崩潰，募兵制其實已經慢慢取代了衛所制，比如盧鏜、湯克寬、俞大猷他們手下的兵都是招募而來，在招募的時候就進行了選拔，從年齡上就裁汰老弱，而選取年輕力壯的人，又考慮兵源的素質，不僅要求他們勇猛剛強，而且要他們一呼百應，所以這些兵服從命令聽指揮，而且還戰力高強。

    “……抗倭之事，必倚募軍，在浙江之地招募兵勇，”陳惇道：“組建軍隊，從頭練起！”

    唐順之哈哈大笑，從袖中掏出一本奏疏，道：“已經寫好了一個事略，就是募軍的事情，你看看，怎么樣？”

    陳惇接過來一看，只見上面寫著：“……無兵而議戰，猶無臂指而格干將。今烏合者不張，征調者不戢，蓋衛所之不任事，吾不知其可也……及今乃請罷所部舊兵，假以便宜，亟募勇士，而選練兵卒，遂有成日，即一旅可當三軍，何患無兵。”

    陳惇就道：“看來是胡宗憲的意思，多來幾次淞滬之戰這樣的大戰，就必須要更多的軍隊，他已經不打算任用衛所官兵了，準備要大規模募軍。”

    募軍其實是從正統年間就開始了，發現募兵好用，朝廷就睜一只眼閉一只眼允許募兵和衛所官兵并存，但實際上全國各地的募兵加起來不會超過八萬人，而胡宗憲是打算招募一支龐大的隊伍，數量可能等同于全國募兵總和，那就可能引起一些忌憚和非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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