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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韋大躺在那里讓她殺，十幾刀都沒有殺死，不管是人的問題，還是兇器的問題，這說明因當事人在當時不存在殺人的行為能力！

    其次，是“違律為婚”這條罪狀，犯罪主體不明確。

    阿云一介孤女，懵懂無知，這條罪狀真正的罪魁禍首，應(yīng)該是替她訂婚的叔叔，而不該是阿云自己！

    就算是阿云之前答應(yīng)，反悔的目的也僅僅是“嫌其貌陋”，但是至少說明了當事人的態(tài)度，她對于這樁婚姻，是抵觸的！即使不能不作為“違律為婚”的犯罪主體，至少也不是主要的犯罪主體！這項罪名，不該油她來承擔，或者說，不該全部由她承擔！

    第三，就是“謀殺已傷”后的自首是否符合減刑條件！

    盜殺后自首，其所因之罪盜竊罪，都能夠赦免，雖然沒有法律明確規(guī)定阿云這種情況，但是我們可以通過比較，得到結(jié)論。

    阿云案中，阿云不愿意與韋大成婚，尤其在這婚姻還是不合法的情況下，其犯罪動機，明顯輕于偷盜，其犯罪實施的結(jié)果，又是如此輕微。

    因而縱然法律沒有明文規(guī)定，也應(yīng)該認為，阿云的自首，相較于盜殺后自首，是符合免其“所因之罪”的條件的！

    這些其實都是法律條文的瑕疵，在阿云案這個用現(xiàn)有律令不能維系公平的特例里，該如何判決？

    臣以為，這時候最重要的，是判決結(jié)果必須體現(xiàn)法律背后的精神，能夠維護和引領(lǐng)法律的權(quán)威和公正，而不能傷害它。

    法律精神是什么？是保護所有人的法定權(quán)利，倡導公平，是維護社會穩(wěn)定有序，是引導所有人從善棄惡的行為準則無論如何，絕不是為懲治而懲治。

    換個說法，法律不外人情。

    在斷案依據(jù)明晰的時候，可以援引法律判定的時候，需要堅定執(zhí)行。

    但是在律例無法做出判定，引起如此大爭議的情況下，唯一的辦法，就是根據(jù)人性中的共善，做出大多數(shù)人認為公允的判決。

    這正是陛下的敕命存在的最根本意義，也是皇命可以干預(yù)法律的唯一之理由！

    陛下的意志，平時不應(yīng)當干預(yù)司法，只有在這種時候，才能發(fā)揮積極的作用！

    因此請陛下維持大理寺根據(jù)現(xiàn)有法令的做出的判決，以維護皇宋法律的權(quán)威性，但是同時下達敕命，給阿云減罪，兼顧判決的合理性。

    最重要的，事后定當根據(jù)此次案件，調(diào)整相關(guān)律令，明確其中的含糊之處，以使后來法司有所依憑，今后遇到此類案件，無需陛下的敕命即可做出正確判斷。

    這封奏章完全符合蘇油的風格，實事求是，合情合理，且眼界高過了司馬光和王安石，巧妙地將法律條文和法律精神進行了區(qū)分和對立，以解決爭議問題。

    看似與政治立場毫不相關(guān)的討論，但是朝中不少人精，立刻看出了司馬王蘇三人的不同。

    這篇奏章，其實就是蘇油的政治立場的宣言，如果說司馬光是保守派，王安石是激進派，他蘇油，則不依附任何一方，是溫和改良派！

    四月，趙頊下詔，勉慰大理寺諸人堅持原則的同時，也手詔許遵，對其堅持維護法律精神的作為予以肯定。

    宣布大理寺判決有效，但同時敕命給阿云降罪二等，從絞刑減為編管。

    要說蘇油這封奏章有什么瑕疵瑕疵，就在于他說了這么一大通，最后竟然莫名其妙地和趙頊站在了一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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