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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無論怎么洗，熙寧八年到熙寧九年割地之時，王安石是大宋的首相，這一點是鐵的事實。

    所以王安石真的沒有一點點的責任？

    其實這不過是一種“非古”的思潮在作祟而已，就是前人定論的東西我一定要推翻，前人否定的東西我一定要肯定，如此方才顯得“今人勝古人”。

    不過不論如何，在如今這個時空，司馬光的去世，讓朝中只剩下了溫和派，蘇油將幾項關鍵的新法一直拖到現在，沒有如真實歷史上那樣被盡數罷廢，總算是取得了一場變相的“勝利”。

    這樣最好，起碼這個時空里，司馬光和王安石兩個人，身后的污名和非毀，將會比蘇油穿越來的那個時空小得多。

    不管真假，大宋也需要這樣兩個標桿，作為如今所有官員的榜樣。

    蘇油之所以著急忙慌地趕回京城，還有一個原因，司馬光臨死前立了遺囑，讓蘇油為他主持喪禮。

    這個可是大事件，另一時空里司馬光的喪禮由程頤主持，此公泥古不化，導致蜀洛兩黨大起黨爭，保守派內部由此徹底分裂，之后被改革派翻盤。

    這樣的事情蘇油當然要全力壓制，而且如今他也有這個實力。

    程頤可以不服蘇軾，但是不敢不服他蘇油。

    官場不論，在學術輩分上，蘇油也和張載司馬光王安石是同一級，而且是理學一門的開創者，嵩陽書院“天理人情”的校訓，就是蘇油最早喊出來的，同時他還是嵩陽書院最大的贊助人。

    而嵩陽書院的外圍，就是鄭州理工學院、嵩陽兵工廠、大宋宗室權貴們把持的工業大基地。

    蘇油在這些地方的影響，毫無疑問也會反射回嵩陽書院。

    真要認真論起來，程頤還得管蘇油叫山長，叫師叔。

    而以司馬光和蘇油的深厚交情，大宋沒有一個人認為司馬光的這道遺命不合適。

    從調查河北開始，兩人做了無數次的戰友。

    在司馬光最沉淪的時刻，是蘇油一直在不遠處陪伴著他，支持著他。

    這種支持不是表面上的簡單問候和關懷，不是為司馬光設計了隱士田園風格的獨樂園，而是蘇油在陜西創造了奇跡，證明除了拗相公的那一套，大宋其實有更好的選擇，保住了保守派的“一方天地”和“政治正確”。

    在司馬光心里，這才叫“肝膽相照”。

    而最神奇的是，在王安石的心里，蘇油用同樣的一件事，也保住了他身后的聲名地位與“政治正確”，同樣是“肝膽相照”。

    這就是蘇油入仕二十六年，茍出來的聲望與地位。

    神奇滑稽，然而妙不可言。

    還是那句話，國家政策有一定的延續性，當政者的優秀政績，其實很多時候更是前任的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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