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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每次入貢，朝廷從修飾亭館、組織行市、調發人船，費用都在十萬貫以上，而高麗貢獻“皆是玩好無用之物”，而所費皆“民之膏血”。

    而高麗還是遼國的屬國，所得賜予，若不分遺契丹，則契丹不可能聽其來貢，因此給高麗好處，就是給遼國好處。顯是借寇兵而資盜糧。

    還有高麗名為慕義來朝，其實還是為了利益，因為契丹足以制其死命，而我不能。所以不管高麗愿不愿意，其實就是遼國的間諜，今高麗使者所至描畫山川形勢，窺測虛實，必非善意。

    還有，慶歷年中，遼國生事，先以中國增置塘泊為理由。

    如今遼國雖然恭順，但是不知道哪天可能又會亂來，現在中國對其藩屬國這么好，“桀黠之敵以此藉口，不知朝廷何以答之”？

    蘇軾表示如果這樣做了，則“例愈成熟，雖買千百部，有司不敢復執。則中國書籍山積于高麗，而云布于契丹矣。臣不知此事于中國得為穩便乎”？

    “使敵人周知山川險要、邊防利害，為患至大”。故而“其人使乞買書籍，其冊府元龜、歷代史、太學敕式，本部未敢支賣”。

    高麗館伴宋球上書：“先朝蓋嘗賜之矣，此非中國所秘，不與何以示廣大？”

    于是蘇軾跑去查以前的檔案，然后又上書：“臣查得許賣高麗史書編敕故在，然亦禁以熟鐵與人使交易，豈是外國都未有熟鐵耶？以此推類，謂其已有，反不復禁，此大不可也。”

    這就不講理了。

    蘇油對此不以為然，文化輸出對于后世來說，是大家都明白的問題，絕對有大好處。

    不過事情也有階段性，經濟侵略、文化侵略，也只是后世的東西。

    反正蘇油所知道的，周邊藩國偷大宋的錢，曾經導致大宋東南普遍性的“錢荒”；而文化方面，兩個大宋文人的叛逃，就讓西夏崛起；而遼國吸收部分華夏制度，行南北之制后，也帶來了百年穩定和強盛。

    但是蘇油認為如今的大宋已經更加接近于后世，故而經濟與文化輸出，其利弊也同樣更加接近于后世，因此大蘇的擔憂，其實有些多余了。

    于是上奏分析了高麗如今的情況，認為高麗和遼國之間如今間隔了一個女直，實際上遼國對高麗的影響已經變得非常薄弱，而雞林公王颙明顯對中國的依賴越加深刻。

    以往高麗人幫遼國人購書，那是因為外交和貿易沒有分清楚，導致無數唯利是圖的商賈在中間渾水摸魚。

    這種情況，現在已經不存在了。

    還有大宋如今對遼國也是有理有節，不再怕遼國無理取鬧，因此大蘇的擔心，也不存在了。

    反倒是對于王颙的扶持，成了如今大宋對抗高麗國內親遼派的重要手段，因此賜書其實也不是不可以考慮。

    既然大宋以華夏文明的捍衛者傳播者自居，那么也就理應堂堂正正地讓藩屬國親近華夏文明，脫離野蠻氣質。

    還有大蘇引用的敕令大有問題，認為國外雖有熟鐵，但朝廷敕命不得售賣熟鐵給那些“使臣”，是深思熟慮，卻沒有考慮到近年來大宋和周邊國際貿易的巨大變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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