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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為什么挖兩個醫學博士加入團隊值得如此重視呢？原因其實有些令人無奈——國內醫學教育水平落后于西方發達國家，以及優秀人才的壟斷機制。

    醫學教育水平落后，一方面體現在培育制度上，另一方面則體現在醫生職業再教育的地域性上。

    國內的醫學生，從本科開始就接受醫學教育。除了五年制本科以外，還有六年，七年，和八年制的本碩博連讀。但八年制的招生院校很少，畢業難度大，能夠接受并完成八年制醫學教育的人才就更少了。多種醫學教育體系并行的同時，教育部又提出了五年本科+三年住院規培的醫生培養制度。這在客觀上就導致了每年新畢業的醫學生水平良莠不齊。同時也導致剛剛畢業的醫學生就業困難，不能和同齡人一樣，“畢業后依靠自己的工作在社會上站穩腳跟”。

    而再教育的地域性，則是完完全全的無奈之舉。醫生這個職業的特殊性，要求每個醫生都需要保持終身學習的習慣。每年大量的新型藥物問世，新的堅持和醫療手段的誕生，甚至新型疾病的發現，都需要醫生花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重新學習。這樣的再教育，一般依托于高校，通過學術會議和培訓班進行。為了方便接受再教育支持，大部分醫生會選擇在自己畢業的院校城市任職，再不濟也會優先考慮本省。這就導致四大一線城市中，只有年輕的深圳醫療水平最低——深圳沒有自己的高等級醫學院校。

    而挖來的國外醫學專家，則能夠幫助醫院同時改善這兩點不足。帕斯卡爾博士是免疫學專家，而布魯斯博士有豐富的一線搶救經驗。兩人又是接受過完整八年制教育的醫學博士。如果他們的經驗和學識能夠為醫院甚至醫學院所用，影響將是積極而且極為深遠的。更不用提一過程中對醫院聲譽的提振，以及對病人診療水平提升。

    中國醫生在國際上一向以勤奮和努力而著稱，但醫療僅靠努力勤奮是不夠的。中國醫生能夠迅速學習和掌握先進的治療技術和治療手段，可一旦遇到罕見病或者治療手段尚不明確的疾病，就會顯露出嚴重的短板和不足——而西方體系培育出的醫生則更像是工程師，他們對于這種情況的處理能力要比中國的同行更強一些。

    “我以為只有那兩個美國醫生呢。”孫立恩看了看手里的文件，“這些醫生都是哪兒的？”

    “有一部分是我的同學。”徐有容介紹道，“包括一些以前一起讀醫學預科的朋友，還有后來進入醫學院以后認識的同事和同學。其他的則是交流學習過程中認識的同行。”

    “協和神外，上交神外，中山醫急診，南醫大影像？”孫立恩一張張翻閱著簡歷，看著里面稱得上“群星薈萃”的畢業院校，倒吸了一口冷氣，“會不會太夸張了？”

    “這些人大部分其實是沖著帕斯卡爾來的。”徐有容倒是挺理解孫立恩的震驚，畢竟要脫離原來的“院校勢力范圍”來寧遠任職，本身就是一件風險很大的事情。“能和老帕一起工作，說不定還能獲得他的推薦繼續去國外的醫學院繼續學習。有這種好事，自然不難招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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