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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君子喻于義，小人喻于利”，這是孔夫子提出的君子與小人的評判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商人重利，自然是小人。

    對于長期浸淫于儒學的陳子壯來說，朝廷要多培養君子，打壓小人。皇上提出給商人提高地位，他是接受不了的。

    “圣人之意，只不過是提出了君子與小人的評判標準，也沒有完全將小人排除在外。當然，‘多君子少小人’是朝廷追求的終極目標，而絕不是‘全是君子，一個小人都不要’。事實上，別說這個目標達不到，就是達到了，天下也絕不會和諧。試想一下，如果天下全是君子，就禁錮了人的天性，失去了活力。‘孤陰不生，孤陽不長’嘛，只有陰陽和諧才能萬物蔥蘢。再回到農商這個題上來，剛才朕說了，無商不活，設若無有商人，大江南北哪有財物交流？豈不是死水一河潭？故，既要看到商人重利的消極一面，也要看到其活躍經濟的積極一面。醫道講究辯證，朕以為為政也要講究辯證地看問題，如此才能看得全面。”

    朱由榔這番話用上了“陰陽”之論，也用上了辯證法，駁得陳子壯心服口服：“圣學淵博，臣自愧不如也，受教了。”

    “皇上，臣以為，商人子弟可以擇一人參加科考入仕一事，還是太過急切，是否可以改成‘當代不能入仕，三代以后可擇一人參加科考入仕’？”張家玉道。

    “嗯，元子之言甚是，既提高了工商的積極性，也不至于引起士子軍民的巨大反彈，是老成謀國之言。”朱由榔贊道。

    他知道，但凡改革，必然會遭到既得利益者反對，如何既要改，又要平穩過渡，不出大亂子，這是門學問。

    張家玉的提法很符合循序漸進的道理。

    盡管覺得張家玉的說法有道理，朱由榔還是有些不大甘心，想了想，又道：“是否再加一條，如納稅超十萬兩者，可許其一子參加科考？”

    后世有學者研究過，明萬歷中期，以銀兌米的比例為標準，大概一兩銀子相當于人民幣660元左右。不過，那是盛世，銀貴糧賤，一兩銀可買兩石米，如今正逢亂世，廣州市面上米價算低的，一石米也要賣到二兩銀子。如此算起來，一兩銀子也就是相當于后世的160元。

    十萬兩銀子相當于1600萬人民幣，很可以了，只是一個參加科考的資格，又不是直接給功名。

    朱由榔覺得很劃算，可陳子壯、張家玉和陳邦彥卻不以為然。在他們眼里，士子的身份那是尊貴無比的，哪里能以銀錢的多少衡量？

    “皇上，科考乃國之掄才大典，怎可論價？臣不敢奉旨。”陳子壯反對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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