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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發展到今日，其實已經證明，各朝各代由盛而衰，直至滅亡，被新的朝代所代替，絕不是政體出了問題，也不是治理制度出了問題，而是治國思想出了問題。創造一切條件發展生產，使物阜民豐，百姓安居樂業，在此基礎上佐以禮教規范，才是長治久安的根本之策。儒家學說重禮教而輕生產，其實是本末倒置，也是根本之亂源。”

    “朕如此說并非徹底否定禮教，相反，禮教興盛一千三百多年，自有其獨到之處，朕還是十分尊崇的。但，誠如長庚所言，儒家確實缺乏兼容并蓄的氣度，法家、墨家、道家思想都有其積極的一面，為什么不能吸取呢？而儒家妨礙進步的思想為什么就不能摒棄呢？只有采百家之長，才更有生命力嘛。”

    “故，朕之治國以民為本，其實就是要扭轉儒家只重禮教而輕生產的弊病，重生產，保民生，在此基礎上，再發揮儒家的教化作用，方能保我永歷朝長久繁榮昌盛?！?

    說到這里，朱由榔看了一眼正在沉思的眾人，接著道：“眾卿以為如何？”

    朱由榔剛才說的這番話，其實是后世很多賢人探索證明過的了。

    清末時，西方列強用堅船利炮打開國門，清朝割地賠款，國力日衰，康有為、梁啟超等有識之士，覺得可能是制度出了問題，應該仿效西方，“師夷之長技而制夷”，因而進行了戊戌變法。

    戊戌變法失敗后，人們開始思考，又覺得可能是國體出了問題，應該效仿英國的“君主立憲”或者法國的“共和”政體，于是又有了“辛亥革命”。

    “辛亥革命”成功了，實行了共和制，但發現還是不行，還是不能解決中國的問題。所以人們又開始思索，覺得應該是思想出了問題，于是又有了“五四運動”。

    經過“五四運動”，人們才真正開始覺醒，才有了之后的抗戰勝利和中國的逐步強大。

    ……

    幾位大學士，包括宋應星都被朱由榔的話震驚了。

    他們都算當世智者，可從來沒有聽說過這種理論，也沒有反思過類似問題。如黃宗羲，算是比較睿智的了，思想也比較先進，但聽了皇上的話，也有一種豁然開朗的感覺。

    “陛下所言，一下子撥開了歷史迷霧，讓臣一下子看清了歷史本質，臣心悅誠服。”瞿式耜率先說道。

    “是啊，陛下所言，就如黑夜里一盞明燈，讓臣一下子看清了將來要走的路，心里敞亮多了。”黃宗羲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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