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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先前，魏王李縝推舉李秋來杭州府之前，便曾反復(fù)交代，到了杭州之后，他首要之務(wù)便是征繳鹽稅，只因目下的大乾國庫，實在太需要銀子了！

    也就是說，魏王殿下其實根本就不關(guān)心杭州府到底有多少貪官與污吏，他在乎的只有兩個字——銀子！只要鹽稅能收得上來，就算杭州府遍地貪官，也不足道！

    征繳鹽稅，為朝廷充實國庫，就成了李秋此來的唯一目的。

    而杭州分水堂，恰正是橫亙在鹽稅面前的一座大山，此山不除，鹽稅將顆粒難收。

    其原因很簡單，分水堂的存在，就如同一只巨大的怪獸，將杭州府的所有鹽稅盡數(shù)吞噬。

    依照大乾律令，普天下之鹽，從開采制作到運送販賣，皆由官府專營，嚴禁民間私相買賣。

    只不過，律令雖如此，但執(zhí)行起來就異常困難。那些官府中人，往往只懂得按時點卯上值與掐著點登班下值；懂得每日開會研討；懂得到處視察民生；而對于這經(jīng)營之道卻近乎是一竅不通。于是乎，經(jīng)過多年的發(fā)展與變通，各地官府又頻出妙招，除了將食鹽的開采與制作還是歸攏于各地的鹽廠與鹽務(wù)司之外，所有食鹽的儲存、運送、販賣與經(jīng)營，依然是委托給了民間的商戶。

    這一項變通，經(jīng)過朝廷的默許之后，就成了一種規(guī)則。

    依照這一項規(guī)則，并非所有的民間商戶都能經(jīng)營食鹽買賣。要想經(jīng)營食鹽生意，首先得向官府申領(lǐng)“鹽牒”，有了“鹽牒”之后，商戶才有了販賣食鹽的資格。而僅僅有“鹽牒”還不夠，每一筆食鹽買賣，都需由當?shù)毓俑_具“官鹽通引文書”，簡稱“鹽引”。有了這張“鹽引”，才能代表商戶手中的食鹽乃是正宗的大乾官鹽，可以在各道、府、縣暢通無阻。

    這薄薄的一紙“鹽引”，作用如此巨大，代價自然也是不低。商戶要想從官府中獲取“鹽引”，須得貢獻每一筆買賣的近五成利。是以，但凡是規(guī)規(guī)矩矩經(jīng)營官鹽的商戶，縱然是勞心勞力，到最后所得卻也不多，其獲利之大頭，往往都貢獻給了官府。

    外加那張“鹽牒”，分量也是不輕。只因各地官府，對于“鹽牒”之發(fā)放都有名額限制，商戶為了逐利，往往不惜高價競買，是以在一些富庶州府，一份“鹽牒”甚而已競價到了萬兩白銀之上。

    如此一來，官府不用涉足經(jīng)營，僅通過發(fā)放“鹽牒”，便獲取了大量白銀，又通過開具“鹽引”，向商戶抽成一半，更是能抽拔到每一筆官鹽買賣的巨額盈利。是以，鹽稅便成了各地官府的一項重要稅收來源，尤其是東南沿海一帶，百姓富庶，海鹽曬制便利，鹽稅更是豐厚無比。

    而杭州府恰處于東南沿海之地，它既是大乾最為富庶的四府之一，又因山海之便，本地就開建有鹽廠，所曬制的海鹽乃是聞名天下的精白鹽。按理來說，杭州府的鹽稅數(shù)目應(yīng)當是整個大乾之翹楚才對，然而多年來，這里的鹽稅也只是比其它州府略多一些而已，收成好的年份有七、八十萬兩，若是尋常年份，就只有六十余萬兩白銀。

    饒是如此，若吳文龍能將這六十萬兩鹽稅盡數(shù)上交于國庫，則無論魏王還是朝中言官，便已無話可說，可他為官近一年，卻只實收了區(qū)區(qū)五萬兩銀子，這如何能說得過去！

    李秋在這三日中，已命人多方打探，發(fā)覺整個杭州府的食鹽生意，都已被杭州分水堂所壟斷。

    分水堂壟斷的非但是所有食鹽的運送與買賣，甚而連鹽廠的管轄也由他一手掌控，如此一來，自杭州府進出的食鹽，已分不清“官鹽”還是“私鹽”，反正都成了分水堂的鹽……

    也就是說，所有從杭州府進出的鹽，其買賣之獲利已盡數(shù)進了分水堂之腰包。之前杭州知府洪文堂上交國庫之所謂鹽稅，無非是分水堂與洪文堂商量好的一個數(shù)目而已。

    依照此情推理，李秋自然就已猜到，想必是那吳文龍不肯就范，堅決不肯與分水堂合作，是以便惹惱了對方，竟至于只收上來五萬兩鹽稅。

    依照李秋原本的推想，吳文龍之所以被殺，多半也是因為他秉性剛直，始終不肯讓步，終于被分水堂痛下殺手，派人將他在郊外襲殺。

    可今日聽徐恪所言，這吳文龍的死因竟然成了“妖物作祟”！這如何能行？于是乎，李秋頓時將眾人所關(guān)注的焦點，轉(zhuǎn)移到杭州分水堂之上，無論如何，自己入杭州城之后，首要之事還是要除掉分水堂！

    此刻，見三位百戶盡皆摩拳擦掌，恨不得立時就去分水堂捉拿方銘博，李秋雖眼含笑意，卻反而擺了擺手，言道：

    “此事急不得！那分水堂手下，聽聞有四千人眾，就憑咱們這百來號衛(wèi)卒，如何去端了人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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