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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位處四川東北角的夔州自古便號稱川東咽喉，其地扼守江關，為四川東面之門戶，“控帶二川，限隔五溪，據荊楚之上游，為巴蜀之喉吭”。南宋王應麟亦曾以“西南四道之咽喉，吳楚萬里之襟帶”形容夔州的緊要。

    與川北以陸路為主的交通方式不同，因著三峽群山險峻異常，要從四川東面去湖廣，水路最稱便捷。自奉節(jié)登船順大江而下，過滟滪堆不出一日即可至湖廣。唐代詩仙李白甚至有過“朝辭白帝彩云間，千里江陵一日還”的嘆詠。白帝城即在夔州的首府奉節(jié)，而江陵則為湖廣重鎮(zhèn)荊州府的治所。兩地相隔千里，一日當然到不了，然而通過這種夸張，從側面也可看出夔州水路的暢通發(fā)達。

    只是，對趙營而言，想走水路通過夔州，不現實。

    夔州設立之初，便作為川東軍事屏障而存。明廷在此地設有瞿塘衛(wèi)，十分重視。其軍事思想便是以瞿塘衛(wèi)為中心，周遭并以云陽的前鋒營、大寧的大寧營、萬縣的天生城等軍鎮(zhèn)營寨拱衛(wèi)守護，相望守護，從而構成一道難以逾越的軍事禁區(qū)。

    崇禎七年，張獻忠由鄖陽入川，“犯夔州，賊不得入”。同年，“歸州賊自來虎八千人走蜀，劉承纓遣支羅百戶楊名世，敗之巫山赤溪鋪，斬自來虎”。另有群賊屢攻夔州無果，“一路還楚，一路經自通江經百丈關、陽平關入甘肅”。無不頓挫夔州城下，可見其地之險要難攻。

    趙當世量力而行，不認為依靠趙營目前的實力能順利拿下夔州，再走水路進湖廣。但出川迫在眉睫，也無法繼續(xù)逗留原地，裹足不前徒失大好時機，所以思來想去，與昌則玉等人定下了個迂回之策。

    所謂“迂回之策”，顧名思義，重點就在那個“迂”字上。怎么迂？趙當世的想法是，走陸路，而且是夔州的陸路。

    夔州雖說以水路為主，但那只屬于通衢大道的范疇。實質上，奉節(jié)以西，夔州的山勢還算平緩，山路也遠沒有三峽那么陡絕難行，故而對北、南、西三個方向，均有陸路可通。趙營當初，便是翻過了西面的宕渠山，再北上進入了夔州府內的達州。這條路，趙當世還要再走一遭。他的計劃是以達州為中轉站，到達達州后，不再如幾年前，向東經新寧、萬縣進入施州衛(wèi)，而是轉向北走，先到東鄉(xiāng)縣，而后，自東鄉(xiāng)一路北行，直抵川陜交界處的太平縣。

    實質上，這條出川的路線，也并非趙當世首創(chuàng)。早在崇禎七年，就有“興安、漢陰流寇由東鄉(xiāng)、太平入川”的事例。趙營中不乏混跡輾轉多年的老兵，他們也有好些曾走過這條路。譬如景可勤就走過，昔年他就是與其他營頭從太平縣流竄入川，數敗后歸附了張獻忠。張獻忠等營“未破夔州，由大寧、大昌至巫山，旋至開縣、云陽，而東江、東鄉(xiāng)、新寧、儀隴、廣元”，景可勤等其他流寇渠首才得以在川中開枝散葉，成了搖黃賊的前身。是以，比起其他將領的滿腹疑慮，茅庵東、景可勤、楊科新這些“川中老賊”，反倒對趙當世的決定未感任何吃驚。

    崇禎十一年三月初，時隔三年，還是那個趙營，又一次兵臨達州城下。

    現任的達州知州看來也是個硬骨頭，早先一步將兵民聚到了城中，很有死戰(zhàn)到底的模樣。但三年前的兵災給達州城造成的極大破壞至今仍存在后遺癥。別人看不出，趙當世這種戰(zhàn)場老人一眼就能瞧出城池的破綻。想必這知州以前沒打過仗，并不知道看似修整完善的城垣防御系統實則紕漏百出，不符合最基本的戰(zhàn)場規(guī)則。真要打，趙當世有信心在五日內再度坐上達州衙署的太師椅。

    只是，他卻沒有在此地死磕的打算。據探查，達州城戍兵統共千人不到，勉強加上臨時征召的民兵，頂多二千人。這點兵力，對趙營是完全構不成威脅的。強弱之勢顯而易見，趙當世相信達州知州也看得出實力相差懸殊。故而，只要趙營不打達州，達州當也無膽主動過來撩撥。

    趙當世更在意的，實在達州東南面的梁山縣，猶記昔時，梁山縣會同云陽前鋒營、天生城譚氏等會兵進攻趙營的盛大場面。只是到頭來功虧一簣，不但三地聯軍被趙營打得土崩瓦解，就連聯軍的“盟主”、梁山縣實際上的主事人、涂家的家長涂原也成了趙營的階下囚。有此過節(jié)在前，梁山兵與趙營實可謂有著不共戴天之仇。

    在抵達達州的次日，趙當世就接到了軍報，報稱梁山縣有異動，一支兵馬已到新寧縣附近觀望。看來，梁山兵報仇之心不死，仍想著一雪前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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