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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個名字一出口，其他無庸贅述。趙營當前所有的工作的都是圍繞著日前提出的九字方針進行。整軍籌糧是為了“精武備”，在此期間，“廣結援”的舉措亦不可忽視。昌則玉時下提出的這這一串人，都是目前階段必須全力結交的角色。

    趙營雖駐扎在湖廣，政令出自湖廣布政使司，但軍隊的調配驅使之權則在總理熊文燦。可以說，熊文燦是目前趙當世的最重要上管，趙營往后要想發展順心，自然無法忽視這么個頂頭上司。而且督撫一級的地方大員，其實似趙當世這種身份的武將尋常難以企及，就比如湖廣的巡撫余應桂、巡按林銘球等，他們礙公礙私未必愿意與趙當世結交。相反，因為有招安這事為紐帶，趙當世才算有由頭去搭熊文燦的衣裙。

    陳洪范則不必說，既是為趙營招安牽線搭橋的“紅娘”，而今又駐扎在與趙營咫尺距離的襄陽，更與張獻忠、左良玉的人都關系匪淺，背景復雜，可稱關鍵。與他交好，無論對趙營的當前還是以后，都很有利。

    至于左良玉，此人的重要性不言而喻，雖說趙當世已經和左思禮見過面，有了聯系，但昌則玉認為若等著左良玉再找來，未免給人一種自持托大之感。現在的趙營如履薄冰，又如在刀叢中舞蹈，每一步都得小心再三。左良玉沒來，自己先找過去，足以體現誠意，也可以作為試探借機探一探虛實。

    昌則玉重點提了一下龍在田。

    此人是滇來客兵，年初以來一直駐扎在湖廣，負責拱衛襄陽。但昨日散布出去的探子有回報稱其營貌似有離開宜城轉軍北上的跡象。經過分析，昌則玉判斷龍在田的目的地很有可能就是棗陽或谷城，而他則需負責盯梢新降的趙營或西營——朝廷再怎么胸襟開闊，終究還是得留個心眼，似張獻忠這等反復慣了的人若不多加監視，怎能放心。龍在田部戰斗力很強，有他坐鎮襄陽，威懾力無疑遠勝陳洪范之流。不管他最終是奔著趙營還是西營或者兩營兼顧，都得早做準備，以免屆時產生不必要的摩擦。

    與這四人關系的好壞直接影響著趙營今后很長一段時間內的安擔順遂，故是重中之重。

    后三人中，劉國能是趙當世故人，現也是明軍中的一名將佐，說得上官軍流寇兩面通，值得厚結。而且其人目前就在左良玉麾下效力，或許在與左良玉周旋的過程中也能有些助益。

    褚犀地與祝允成都是棗陽縣內勢力，尤其是褚犀地，趙當世至今尚未能摸清他的底細。即便沒有左良玉這件事，趙營要想在棗陽縣過得滋潤順利，打通第一實權派褚犀地的關節同樣勢在必行。而祝允成雖在左思禮口中一無是處，可好歹也是棗陽縣的父母官，趙當世再怎么托大，也不能直接忽略了他。人言可畏，單聽左思禮一面之詞，終歸偏聽偏信，趙當世也想親自會會祝允成，察其虛實。

    “褚犀地、祝允成就在棗陽，主公可擇日登門拜訪，龍在田或許不日將至附近，等那時再去拜見不遲。”昌則玉依次說道，“熊、左、陳、劉四人距離較遠，營事蜩螗，主公不能遠離，就暫且著使者代為上門問候便了。”

    趙當世應了一聲道：“正可如此，褚犀地等人那里，等營事粗定了我立刻就去。外派使者的人選重要，我還得好好想想。”隨即對何可畏、王來興道，“這些都是有頭有臉的人物，拜會之時禮品必不可少，而今營中固然錢財短缺，但好鋼就要用在刀刃上，若為了一點資財錙銖相較，不免因小失大。是以禮品這塊，還需二位費心安排。”

    何可畏與王來興皆道：“自如主公所言，必盡心竭力置辦，不失我營臉面。”

    趙當世又道：“營中事百端待舉，要解決無法一蹴而就，還需步步為固。今日未時，召集軍中軍將，先事商討改軍事宜。”此言一出，昌、何、王皆肅聲稱是。

    崇禎十一年的四月初，晴朗無雨，日光高懸。頗有一掃此前陰風冷雨的暖意，有火氣旺的，因御寒的冬衣為褪，甚至都感到些燥熱。出川后趙營最大規模的一次軍制調整，便在此等時節熱火朝天進行。

    按理說，頻繁調整軍制對于軍隊結構的穩定不利。不過趙當世之所以不得不推行此事，有著諸多原因影響。其中最重要的當然為了配合解決糧餉問題，另一個考慮則源于“順朝廷”。

    趙當世既為大明朝正牌參將，早前那些諸如“大掌盤”、“大都督”、“闖將”等等自封或他封的名號自不可再提上臺面。由此一來，原先營中“總兵”這樣的職位稱呼無法再用，否則他趙當世尚為參將，侯大貴等人卻是一個個“總兵”，在外人聽來作何解釋？就趙營自己內部軍令傳達人事調整也會相應存在諸多問題。

    另外，雖然不能指望朝廷補貼軍資糧草，但這種可能性卻未必沒有。而當初熊文燦的使者來趙營中就曾說過一句話，認為新附軍軍隊結構紊亂，難以同明軍現有體制相對應，是上峰量體預估撥付預算的一個極大阻礙。所以趙當世與昌則玉等人細細研究討論后

    ，決定還是盡可能貼近目前明軍中慣用的軍制結構來重新規范趙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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