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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歷史留下來的東西經過沉淀，可以說都是精華部分，為了研究前人的智慧，華楓不得不投入更大的精力在這上面。有那么一段時間，和云夢的交流也變得少了很多。

    古代的“師說”當然要由“書”來體現，但《易-系辭上》說：“子曰：書不盡言，言不盡意”，在古人看來，“書”是遠不足以窮盡“師說”的……但在古代，老師的傳授一般沒有“書”，往往是靠口傳心授……只要學生“言不足以名家”（即尚未另辟師說，自立門派），則“言必稱師，述而不作”，不但要整理和記錄老師的言論，疏釋和闡發老師的思想，而且還往往附以各種參考資料和心得體會，理所當然地將他們的整理和附益統統歸于老師名下，“原不必于一家之中分別其孰為手撰，孰為記述也”。

    也就是說“著作權”可以并不明確，但“師說”和“家法”必須毫不含糊。這對理解古書的年代恐怕是最根本的一點。

    嚴可均《鐵橋漫稿》卷八《書管子后》“先秦諸子，皆門弟子，后賓客或子孫撰訂，不必手著。”

    章學誠對古書的通例有了更加宏闊的認識，他說：“古人為其學者效其言，其于文辭，不爭此疆彼界，若后世之私據也，何偽托之有？”《文史通義·外篇·淮南子·洪保辨》后世斷諸子為偽書，往往是以“私言”來衡量諸子的“言公”。

    《文史通義·言公上》對于諸子書中出現后世事，章學誠認為，諸子書“輯其言行，不必盡其身所論述者。”

    先秦到漢初，子學興盛。漢武帝以后，隨著儒家地位的上升，統一的封建思想的建立，百家爭鳴的時代已經結束，諸子開始走向衰微。在諸子開始衰落的同時，道教開始興盛起來。儒家思想一直得到官方扶持，其尊崇位置不變；道家作為儒家思想的重要補充，始終不曾泯滅。

    武帝元朔五年以后，雖建藏書之策，置寫書之官，然諸子傳說，皆深藏于秘府，而未布諸民間。成帝河平三年，光祿大夫劉向校中秘書（即經、傳、諸子、詩賦），謁者陳農使求遺書于天下。

    此之求書，即秦始皇“收去《詩》、《書》、百家語以愚百姓”之意。自此次搜求后，諸子傳記充牣中秘，郡國絕少傳書。故河平、陽朔之間，東平思王宇來朝，上書求諸子及太史公書。大將軍王鳳白：“諸子書或反經術，非圣人，或明鬼神、信怪物。太史公書，有戰國縱橫權譎之謀。漢興之初，謀臣奇策，天官災異，地形厄塞，皆不宜在諸侯王。不可予。天子如鳳言，遂不與。”

    正如羅焌在《諸子學述》所說，漢時諸子之書，藏在秘府，非其親近，不能與目。有欲學者，求之則不得，借之則不與。是又變私學為官學，仍襲秦政愚民之故智耳。子學之衰，謂非當日君主專制之弊，吾不信也。

    諸子之初興也，因周末之王綱解紐；其廢墜也，因秦制之以吏為師。自余諸因，皆緣此二因而起。故九流百家之學，直至近世，始有復興之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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