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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從專業角度出發來看，這種影響是長期性的，傳導性短期內還釋放不出來。因此增加稅收的最有利方法，從技術角度來講，還是開征新稅。等到稅種實在多的影響了征稅成本，那么就來一次清減，還美其名曰改革，后世香港的征稅方法就十分精簡，被稱為簡單稅制，對許多國家以啟發，紛紛流行起了稅種合并，簡化征稅方案的改革。

    而周瑯打算開征普遍性商稅的目的，還有深層次的考量，那就是他一直打算從根本上重組中國社會的組織方式。

    中國傳統社會是集權的，政治的，去商業的，這跟中國的歷史發展脈絡有關，大一統之后，貿易不再是唯一的物資交換方式，過去秦國和趙國，齊國和楚國之間的必需品交換，必須通過商人來進行，現在突然發現，一個高度一致的政權，通過行政命令來調轉資源，更加的高效和便利，于是商業不再是不可取代的了；加之儒家道德開始被文人和執政者普遍接受后，統治者越來越不能接受商業中存在的逆道德因素。

    商業是逆道德的，當然商人也可以做好事，甚至有許多大慈善家，但這改變不了商業的本質，商業的本質就是競爭，就是優勝劣汰，就是高效取代低效，就是強者取代弱者，所以當發生災害的時候，商業驅動的資源調配行為是囤積居奇，坐看窮人餓死，商人獲得超高利潤。結果就是商業造成了缺乏社會競爭力的窮人被淘汰了，富人活了下來。

    可政治驅動的資源調配行為，卻是救濟，不考慮成本，而是考慮一個底線，那就是讓人盡可能的活下去，但這在一定程度上，是去競爭的，去優勝劣汰的，保護了低效，保護了弱者。因此政治未必是道德的，但在一定程度上，他比商業更講道德。這就是為什么講究道德的儒家思想，會慢慢跟政治靠近，最后緊密結合在在一起的深層原因。

    但如果社會長期的的政治化，缺乏商業驅動，競爭就會不足，缺乏活力。低效的，衰弱的成份會一點一點的積累下來，最終導致整個社會的弱化。從人的角度來講，中國長達幾千年的這種政治化組織方式，保護了弱者，也保留了低效。

    弱的不是人種，而是思想意識，是認知觀念。所以中國文化中，會出現依賴群體，盲從等等特征。當災害發生的時候，普通人本能的想的不是如何自救，而是抱團取暖。就連這個政治化社會的商業文化，也不喜歡競爭，商人更喜歡在政權的庇護下做生意，不管是十三行的行商，還是揚州的鹽商，或者是山西的票商，所有人都把維持跟政府，跟官員的關系，看作重中之重。這就是思想觀念的弱化，是長期被強力組織保護的后遺癥，產生了大批巨嬰。

    相比在商業文化的高競爭狀態生存下來的西方人，思想觀念中的競爭意識十分強烈，非常具有冒險精神，具有獨立個性。

    單個人的冒險精神和競爭意識對比還體現不出來，可如果千千萬萬人的差別加在一起，區別立刻就體現了出來。

    近代中國和西方國家都有海外開拓的情況，比如中國的下南洋，西方的大航海，區別是西方人是主動的，中國人是被迫的。西方開拓海外殖民地，上到貴族、學者、官員，統統加入到這樣一個事業中來，中國人下南洋都是一群實在活不下去的窮人被迫的選擇。于是西方人海外開拓時，他們去征服，去學習，去統治，中國人呢，唯一的目的，就是謀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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