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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算日本明明有同類產品，可只要中國產品能進去，日本富人還是熱衷于選購中國產品。這主要是日本社會長久以來積累下來的，對中國文化的崇敬感，讓中國制造在日本享有品牌效應。就連一張席子，日本人有錢人都要用杭州織的，推崇如此，找誰說理去。

    由于日本人的這種情節，導致中國出口日本的手工產品種類眾多，周瑯準備帶去日本出售的，就有白絲、大花綢、中花綢、小花綢、大紅縐紗、大紗、中紗、小紗、色綢、東京絲、東京繻、大卷綾、東京紦、中卷綾、素綢、綿、色緞、金緞、嘉錦、杭羅、大宋錦、西綾、花紗、輕羅、紅氈、藍氈、銀朱、水銀、白術、東京肉桂、桂皮、山黃肉、牛皮、山馬皮、鹿皮、歇鐵石、魚皮、魚膠、蘇木、漆、沈香、朱砂、冰糖、木香、白糖、三盆糖、烏糖、碗青、苓苓香、排草、黃苓、干松、干草、川芎、靳蛇、麝香、人參、小參、墨、古畫、書、磁器、雄黃、料香、藿香、當歸、伽楠香、巴豆、刀盤、黃蠟、明礬、白鉛、金線、色線、古董、巴戟、禹余糧石、鐵鍋、茴香、砂仁、石膏、淫羊霍、藤黃、羊皮、大黃、蒿木、阿膠、菜油、貝母等近百種商品。

    相比歐洲人將商品送到東方市場，只要市場上有本國同類產品，一般大家都優先選用本國產品，而中國將商品送入日本市場，只要市場上有中國同類產品，一般日本人都優先選用中國產品，這種特殊的購物情節，讓中國海商對日本貿易都很熱衷。

    只是有一個限制，那就是日本也實行閉關鎖國，而且閉的比中國更嚴實。廣州雖然一口通商，但至少還允許所有國家前來貿易，傲慢的滿清朝廷的說法是，天潮上國對待藩屬國那都是一視同仁的。所以對待各國商人的區別真的很小，特殊的只有三個，一個是允許葡萄牙人在澳門享有特殊稅率，一個是蘇祿國商船每船入港稅比正稅減一百兩銀子，法國則加一百兩銀子。

    但日本的鎖國，就只允許中國、朝鮮、琉球到日本貿易，西方國家只允許荷蘭人前往貿易，一共只跟四個國家通商。

    而且通商的規模還受到嚴格限制，即便是對中國，也是日趨嚴格。

    首先要進入日本港口貿易，需要得到日本幕府下發的信牌，類似廣州海關發給洋船的執照，無照是進不來廣州港口的。

    日本政府通過預先發放信牌，控制貿易船只的數量和貿易的規模。

    日本元祿十年（１６９７年）的時候，允許進入日本的中國商船還高達八十艘，貿易額高達八千貫（日本銀貫，1貫為100兩），可到了寬政三年（１７９１年）之后，允許貿易的船數就下降到了十艘，貿易額限制在二千七百四十貫（274萬兩）以內。

    之所以做出如此限制，主要是因為跟中國貿易，導致白銀不斷外流。而且日本還對本國出口貨物進行限制，比如允許中國商人采購的銅為每年三百萬斤。

    受制于這些限制，導致朱濆一直無法從日本弄來足夠的銅，所以現在周瑯已經開始鑄造鐵炮了。

    但隨著周瑯勢力的擴張，日本幕府開始給予了相應的尊重。周瑯占據鳳山縣的時候，就給日本幕府寫了好幾封信，帶著這些信去日本的朱濆，除了得到日本臨時批準了他幾艘沒有信牌的船進港貿易，沒能從日本幕府哪里得到任何貿易優惠政策。

    但當周瑯占領整個福建的消息傳到日本之后，日本幕府終于給周瑯回了一封措辭恭敬的信，并且送來了二十面信牌。這突破了日本之前允許中國船只每年十艘的限制，可那十艘的限制，一直對周瑯也沒什么用，因為周瑯從來沒有得到過這些信牌。信牌一直掌握在跟日本幕府關系密切的浙江一帶大海商手里，他們以乍浦港為基地，每年多次往返日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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