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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海路北伐遇到的困難比陸路要大了許多，因為對方的準備相對充分很多，周瑯已經來過一回海上突襲了，如果還沒有防備，那滿清的官員都該殺。

    說白了，他們畢竟還沒到二次鴉片戰爭那份上，官員貪腐有，但自我凈化的能力尚存，而且儒家教育雖然讓人頗多詬病，可畢竟是能出人才的，就算成材率低，一萬個人里總有那么幾個出類拔萃的。

    嘉慶親政后，迅速開啟了自我凈化的功能，朱珪這個曾國藩級別的人物，能力也不俗，師徒倆短時間內就整肅了吏治，不敢說貪官污吏全都肅清了，可大多數重要職位都掌握在了真正有能力的人手中，還有朱珪和嘉慶倆人總攬全局，行政效率大大提高。

    短時間內他們就在天津建立了新的防御，修筑了一整套炮臺防御體系。不過這套防御體系還是沒有幫他們把海上之敵完全擋在陸地之外，吏治的腐敗，還能通過迅速拔擢有力人員得到改善，軍事的廢弛，卻絕不是一朝一夕能夠扭轉的，而人的廢弛，基本上得需要整整一代人的血液更替。

    朱珪建造了大量的炮臺，安裝了大量的重炮，不說這些炮臺的設置是不是合理，這些大炮的質量是不是過關，光是收炮臺的是一群八旗子弟，這就是最大的死穴。

    周瑯排除了龐大的艦隊，其中為首的是四艘服役的三級戰列艦，裝備火炮數量高達兩百八十門，其中的重炮足以跟清軍炮臺對轟，可即便這樣，也沒有摧毀清軍的炮臺，工程質量還是相當可以的。

    但當步兵登陸，迂回包抄之后，炮臺守軍逃跑，這就非人力所能為了。

    大沽炮臺失陷，天津門戶洞開，三個軍的戰兵登陸，還要炮兵部隊的野戰重炮提供支援的情況下，天津只堅守了兩天，基本上城墻崩塌的時間，就是城池失守的時間。

    三萬主力部隊進駐天津，接著源源不斷的物資從海河運往天津，為進攻北京儲備物資。

    嘉慶和朱珪對這種情況都有些猝不及防，馬上調集重兵來收復天津，可大軍在天津城外梭巡不前，強令攻擊的部隊損失慘重，連周軍在天津外圍設立的野戰工事他們都沒有攻下，枉論天津城了。

    周瑯得到戰報后，迅速北上，一百多艘運輸船參與運輸，一次就能運送三萬人，周瑯的帥營也在這三萬人中。

    此時的帥營已經今非昔比，上次在北京城外擊敗八旗騎兵之后，回來周瑯馬上就給他們裝備了更多的戰馬，帥營兵力還是一萬，可裝備的戰馬數量高達兩萬，一萬是從印度進口的印度馬，一萬是在各地繳獲的蒙古馬，行軍用蒙古馬，打仗用印度馬，兩不耽誤。

    因為帥營都是挑選的身材最高達，體力最強的老兵，因此人人可以披甲，都配發胸甲。可他們并不是冷兵器部隊，都裝備了步槍，有點英國龍騎兵和法國胸甲騎兵混血的意思。沖鋒的時候，可以是騎兵，防守的時候，也可以下馬列步兵方陣。

    周瑯到達天津，已是農歷三月份，出于安全考慮，他的行程暫時保密，這是王輔茞等文官再三要求的。他不知道這樣保密的意義在哪里，他在自己的軍中，還會有危險的話，那天下就沒有安全的地方了。

    周瑯還考慮到，他亮明身份會不會引起特殊的變化，比如清軍高度重視，將其他方面的軍隊調集到京津地區，那樣對戰略會有影響，所以他也選擇了保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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