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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國向來就是一個傳統的內陸國家，文明的發源被認為來自西北的黃土高原，最終在中原孕育成熟形成黃河文明，然后有兼并融合了南方的長江文明，形成了如今的中國。

    這個根植在深厚泥土中的文明，接觸海洋的時間很早，至少在文明成熟期的周朝，已經確信無疑的觸摸到了大海，周武王分封的齊國，率先大膽的向海洋要財富，管仲以官山海的政策，讓齊國成就了春秋五霸第一霸的地位。

    但此時也只能是說接觸，對待海洋的方式跟對待泥土的方式一樣，是從海洋中直接獲取財富，而不是利用海洋來擴大活動范圍。

    真正大規模利用海洋，已經到了唐宋時期。鄭和七下西洋，被認為是中國人首次大規模的探索海洋。可是在陜西發現的一塊神道碑，改寫了這段歷史，有一個叫楊良瑤的唐朝外交官，曾經以國使的身份出使印度洋沿岸南亞、中東國家，抵達黑衣大食（伊拉克），比鄭和下西洋整整早了620年。

    可這只是中國人自己的錯誤理解，事實上，利用海洋的時間要比這早的多。只是中國是一個歷來重官方的國家，似乎只有官府行為，才能算是真正的探索，而民間的探索，往往無法在史書上留下只言片語。事實上，不管是楊良瑤還是鄭和，他們下南洋都是根據民間探索出來的海圖和經驗來進行的，沒有民間的探索，他們寸步難行。

    中國真正在拓展海洋事業上達到頂峰是在宋代，宋朝對商業較為開明，尤其是南宋，趙構被譽為昏君，可人是復雜的，在政治斗爭上他是一個腹黑的人，但在執政上，他卻是一個頗有建樹的人。他對海貿的評價就比歷代皇帝更寬容，“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豈不勝取之于民？聯所以留意于此，庶幾可以少寬民力耳。”一個人試圖從對外貿易中獲取更多財富，然后減輕向老百姓搜刮的皇帝，至少在這一點上，不是昏君。

    可惜到了明代，情況急轉直下，老朱家執政的保守，讓他們擔心海外的危險勝過對利益的追求，鄭和下西洋后迅速開始實行海禁，讓唐宋以來積累下來的世界領先的造船技術和航海知識，迅速變得陳舊和落后。

    到了清代，乾隆一口通商，總算是保住了一個呼吸孔。

    而周瑯把這個呼吸孔逐步擴大，隨著勢力的擴張，很快就推及到了每一個海港。這一切在求取財富保障財政的大局勢下，以及王朝鼎革的大背景下，自然而然的就發生了。

    悄然之間，中國人再一次面向了大海。

    但是宋朝也曾如此，可宋朝沒有把農耕文明跟海洋文明融合到一起，而是以農耕文明的意識來結構海洋，就好像宋朝的商業極為發達卻沒有誕生出對等的商業文化一樣，宋朝的還望擴張行為也沒有帶來相應的海洋文明。

    周瑯現在也沒有做到這一點，但他引入了相對規范的西方對海洋的管理辦法，打開了港口，鼓勵通商做貿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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