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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周瑯剛剛占領福建后，就通過美國人建立了一家紡織業工廠，當時是嘉慶元年（1796年），今年已經是大周七年（1806年），整整過去了十年。

    最開始的三年，是美國團隊幫助建設工廠，然后不斷擴大規模，用本地工匠技術打造各種機器的摸索階段，三年后所有生產機器的原料和技術本地工匠都已經掌握，至少周瑯兵工廠里那些優秀工匠，在美國和英國機械顧問的幫助下，已經能夠制造。

    一整套技術都已經成熟之后，周瑯才是大力推廣，這個任務交給了當地官府。

    中國文官別的能力沒有，這種推廣生產的能力很強，尤其是在周瑯關心，他們當作政績來做的時候，簡直爆發了小宇宙。

    一度甚至演變成了擾民，因為官員們利用權力的手段實在是太過野蠻。周瑯讓他們推廣大工廠制度，他們不是耐心的請當地手工業者和作坊主來觀摩學習，而是直接下命令，猶如廣州官府為了做貿易，就會找殷實人家充作十三行行商，想退出都不行，比如潘家，官府公開表態，不能“讓他置身事外”。

    福建官府也采用了同樣的措施，那些過去從事手工紡織的作坊當然不會放過，強令他們開辦機器紡織工廠，為了擴大規模，還去找一堆不相干的殷實人家，就要人家去開辦機器紡織廠，不管這些人根本就沒有什么經驗。

    這種方法的效率肯定不會高，甚至產生嚴重的后果，大量殷實人家甚至可能會被牽累的破產。

    等周瑯察覺到的時候，福建已經鼓搗出一百多家工廠了，這就是政治權力集權帶來的速度，未必有效率，但反饋速度絕對快。

    得知其中大多數作坊的生產都不理想的時候，周瑯察覺到了問題的根源在于自己，這件事根本就不該讓那些文官去做，他先是發訓令，批評文官的暴力行徑。接著派出官辦作坊的熟練工人，進駐這些工廠，為他們提供免費的技術支持，盡量讓他們能夠順利生產。

    官府強權介入的惡果是，在之后的三年中，福建百姓聞紡織工廠而色變，幾乎沒有一家工廠主動開辦。用了三年時間，周瑯才耐心的幫助這些新開的紡織工廠理順了生產。期間為了不讓那些富戶破產，周瑯還提供了大量無息貸款，這些趕鴨子上架的工廠主，用這三年時間，也基本學會了如何管理工廠，如何出售產品等。

    接著低潮了一年，到了第七年，突然就有民間開始自發開辦紡織工廠。還主要是這些老工廠主們的親戚朋友，因為看到親戚做紡織工廠發財了，就求著親戚一起做；也有工廠主們發財后，主動招呼親戚一起做的。

    第七年一年，新增紡織工廠就有十幾家，第八年增加到五十多家，第九年達到八十家，今年才剛過了半年，申請開辦紡織工廠的就已經突破了一百家。

    周瑯本以為，在中國這個人口眾多的地方，突破工業化屏障，引發工業革命會比那些人口少，更需要機器生產的國家難度更大。

    可沒想到工業革命就這么在紡織業中爆發了。

    其實道理很簡單，中國在之前一直都是世界最大的紡織品提供商，中國紡織品一直有一個穩定的銷售渠道。加上中國周邊許多國家，其實不具備發展紡織業的條件，比如人多地少的日本，不可能把土地大量用來種植棉花，進口棉布是最好的選擇，一直就是中國手工棉布的市場，現在更便宜的機織棉布他們不可能不買。俄國地利位置太高，幾乎不具備生產棉花的條件，俄國人一直大量進口中國的南京小土布，乃至南京小土布在恰克圖可以作為貨幣來用。

    另外就是周瑯鼓勵貿易的態度，讓中國從一個限制貿易的國家，突然變成了一個鼓勵貿易的國家，政策的巨大轉向，讓中國商人開始大量把本地棉布出口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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