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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無農不穩，無商不活，在農牧上堅持治本，在商業上安東也是大開方便之門，尤其體現稅收以及貨物進出的寬松。

    自古以來，歷代王朝都堅持一個重農抑商的政策，這是一項基本國策，也是由自給自足的自然經濟基礎決定的。

    同時，于統治階級而言，過度的商業活動，既會影響從事農桑的勞動力人口，也會增加人口的流動，增加治安的隱患，最重要的是，不利于官府的統治管理。

    時至如今，大漢各地官府，在治安管理上遇到的最大麻煩，還是那些走南闖北，時刻處于流動狀態的商業人口。

    即便朝廷在戶籍制度上是堅決強力推行，也是不可能做到無死角監控，至于跨道州甚至跨縣鎮辦案都十分困難。

    因此，天下的官員們，雖然知道商業活動的好處以及必要性，但為了政績，為了安穩，他們仍舊更愿意將治民拘束在土地上，那樣既能創造生活資料，也更利于維護社會治安的穩定。而秉持儒本思想的一些官員，對商賈就更是大加鄙棄了。

    這種根深蒂固的思想，在大漢朝廷上下，實則也屬于常態，哪怕大漢如今商業活動日趨頻繁，商業氛圍日漸濃厚，但本質上并沒有什么改變，在農與商的問題上，農永遠是排在前列的。

    而商業的興旺，也基本局限于京畿、諸道州大城市以及沿海一些州縣，而這些地區之外，實則仍舊處于一種相對固化的小農經濟狀態。

    同時，在經商上，仍舊伴隨著各種有形無形的壓力，像鹽、鐵、茶、酒、糖等產業，其大部分資源，都是實行國家專賣政策，一盤的商賈根本無法參與其中。

    雖然鹽、酒早已開禁，但其生產源頭，尤其是制鹽，仍舊牢牢控制在朝廷手中，甚至更加牢固，即便承擔分銷的大商人們，也要按照官府的規定，要舔著官府臭腳，才能正常經營而不遇麻煩。

    各地的商道確實通暢了，層層重重的卡稅、關稅也被廢除了，但取而代之的，是嚴厲且嚴格的市稅，尤其在大城市內，要是不交足稅，連市場都進不去。

    像趙匡義在洛陽實行的人貨進出通道分離，如今已經被全國各地的官府給學了去，這也確實極大地減少了商賈逃稅、漏稅的可能，除非不想把貨物售賣了城市中去。

    限制的同時，也意味著規范，至少，還從沒有一個王朝，對商業從事人員、活動及稅收有過如此細致明確的管理，并專門制定了一部《商法》。

    當然，趙普等大臣最初制定這份法案的初衷，是為了割商人的韭菜，也緩解財政拮據，卻反倒在一定程度上促進了商業的發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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