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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此，直到至德二載（757年）才因為“天下群寇畢起”改為為嶺南節度使，治所在廣州，但是主要的職責還是平盜定蠻，而分別有所擴軍；待到咸通三年（862年）分為東西二道，廣管為嶺南東道節度使，邕管兼桂、容、交四經略，為嶺南西道節度使。

    但是分道之后的嶺東節度使，由于缺少了直接備敵的壓力而只有鎮平土蠻的需要，導致戰斗力進一步的馳廢，冒籍和空額漸多；因此，實際上當初那位剛剛轉任沒多久的嶺東節度使李昭，僅僅是用廣州一地倉促聚集起來的官軍，再加上臨時私募的健勇和土團、鄉兵，還有城中的商人護衛等等雜色武裝，來抵御南下的農民軍，所以城外一戰大敗之后就再也難以挽回大勢了。

    而相對于嶺東節度使麾下的孱弱渙散，嶺西節度使麾下的邕管兼桂、容、交諸州兵馬，長期鎮壓諸蠻兼作抵御南詔侵攻的緣故，在陣容上就要更強也更加精壯一些了。

    尤其是那些用來備邊的長征健兒，很大一部分時來自中原諸鎮的戍卒；還有相當部分則是數年前追隨當代名將高駢，擊敗過入寇的南詔聯軍，進而收復安南都護府的劍南精兵；再加上多山的地形，所以并不是好相與的存在。

    為了掃平西面這些剩余的官軍武裝，義軍也是大部盡出而相繼打打停停了好幾個月，都沒有能夠拿下來多少，其中還遭遇了好幾次的大小潰??；

    只是這些邊軍的弱點和補足也很明顯，他們本身所在的地方就是地貧民窮，又土蠻雜處牽制了很大一部分精神和資源，所以如果光靠所在地的產出根本支持不了多久，而長期需要來自嶺東的珠江流域和北面江西的轉輸和協糧；

    再加上兩年前西南為患二十載的南詔王酋龍死，其子法繼位，改元貞明承智大同，國號鶴拓，又于乾符四年（八七七）閏二月，遣使于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向唐朝請和。遂下詔許和。辛讜亦遣使往南詔，自此諸道兵戍邕州（今廣西南寧南）者什減其七，可以說已經不復舊時盛況了。

    因此，在對占據了嶺東精華地區而重整旗鼓的義軍，進行反攻失利而陷入僵持之后，就自然開始謀求其他方面的出路；比如暗自派人前往廣州求和和訂立停戰之約，乃至對黃巢所在大將軍府名義上的歸降和從屬，來換取他們在地方上維持現狀和自行其是的便利。

    作為相應的代價和表態，就是嶺南西道節度使辛讜被邕州的部下所逐，而僅以數騎南下出奔安南都護府所在的交州；這樣除了一些就地潰散或是紛紛棄守北逃的部分官軍之外，以邕州和桂州之間的余部約三萬在籍人馬，盡皆歸附到了黃巢的沖天大將軍府名下。

    要說這位五十歲就任嶺南西道節度使的辛讜，也算是個當世小有名氣的人物，乃是唐德宗之世的太原尹云京之孫；父輩做過壽州刺史，乃是官宦的門第；早年卻是游俠少年的出身，壯年時以參與討伐龐勛之亂而獲得晉身之路；最終在高駢平定交州的土蠻之亂，擊敗了來犯的南詔軍隊之后，被保舉為新任的嶺南西道節度使。

    因此，完全可以說是既有軍略亦有武勇，更兼臨危受難應時而出威望的一代人物；只是因勢使然之下個人的能耐根本獨立難支大勢所趨了。

    此外，作為嶺西兩管歸附的連鎖反應，還有就是義軍正式收降了朝廷在海南大島上所設立的瓊州都督府，以及所領瓊、崖、振、儋、萬安五州和一堆羈縻屬；而向其中的瓊州派了象征性的駐軍和守備人等。

    當然對于周淮安來說，這個在用來流放政治犯的嶺南也屬于惡地的存在，亦有其相應的價值和作用，比如作為季風和洋流上的北回歸線途徑港口之一，在嶺南的貿易活動當中，扮演著相當重要的角色和作用；也是如今恢復廣府商路的重要外延之一。

    因此，在沒什么人肯去這個“惡地”的情況下，周淮安安排個把自己人的阻力和難度，就變得容易了許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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