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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比如在一定秩序和底線的約束之下，用來填補廣州這座國際化大都會的地下勢力空白；發掘、打擊和排除那些其他勢力派來的眼線和探子，通過控制一些古老的灰色產業和地下場所，對坑蒙拐騙偷搶盜之類從根源上的進行抑制，排他性的驅除一些殺人越貨等惡性犯罪的土壤和苗頭；乃至在海上對付昔日的同行和舊識，保護航路獨占的利益和安全所在。

    而在這些海船上除了滿載了來自當地的戰利品和特產，還有許多滿臉驚惶與凄涼的土人男女；他們已經預定好作為義軍治下的新勞力補充了。

    這也是在用自身存亡的家國大義逼那些地方勢力，進行贖放奴婢、清田點戶一定程度改良的同時，周淮安幫助南方那些相對地僻民窮的豪強們，新開發出來的一項可以細水長流的產業；

    就是讓這些通過戰亂被武裝起來地方豪族，盡可能的捕捉和販賣以西原蠻、林山蠻為代表，當地山中不服王化的土族男女人口，然后通過海運貿易的渠道從廣州換取相應商品物資的輸入。

    至少在義軍控制的珠江流域內，各地開拓的種植園和公辦農場里，對這種廉價勞力也是有著多多益善的饑渴需求的；既然義軍要保證治下人民的基本生活水準和相對的待遇保障了，那就需要大量替代性“非我族類而毫不心疼”的存在，來接受高度組織化下的精密剝削和壓榨模式了。

    而對于這些地方豪族大姓而言，這也是減少周邊威脅和轉移戰后社會矛盾，還能從中獲利一舉數的好事。這是最基本的眼前和微觀上來說。

    從宏觀上說，這也是人類文明進化史中的一種常態；文明競爭中的勝利者通常會用失敗者的尸體，作為繼續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的墊腳石和養料、柴薪，而繼續向前高歌猛進著。

    無論是粗暴的奴役壓榨還是融合吸收、啟蒙教化，或又是更加隱蔽的經濟殖民和壟斷吸血；只是在不同的時代和社會發展階段，表現出來的形式上有所不同而已。

    此外，其中還有數百名有所專長的各色匠人，以及上百名在家族當中讀過書，或是在書塾里受過基本教育的年輕子弟。當然了，之所以選擇年輕人的緣故，主要還是因為他們有所干勁和沖動；被傳統積習慣性沾染和影響較少，而更容易接受新事物輸灌。

    另一方面他們主要都是那些豪強庶出或是旁支的子弟，對于本家的利益牽扯不深，對于本階級認同感也是尚未成型，親身直面勞苦大眾艱辛困苦或是參與底層勞動生產的比例較多，比較容易通過現實的現身說法來扭轉過來；

    根據后世的經驗教訓通常來說只有吃過苦的人，才有迫切改變切身現狀的動力和欲望；而生活條件稍微優裕的人因為起點較高，也沒有那么多耐心和毅力，放下身段沉入基層去做些事情。

    畢竟周淮安需要的是一群能夠從最底層開始身體力行的實務人手，而不是一些只會夸夸其談說些大道理，或是精通體制內潛規則和官場手段，善于討好營鉆的傳統式幕僚、官屬什么的。

    而從明面上看，作為這一次出兵的代價，除了交州大港及其附近配套產業的幾座市鎮之外，就只得到了一個對方公推承認的安南都護府下留守頭銜而已；明面上除了一些商會和護衛之外，就連交州城的直接駐軍都沒有留下。

    但卻不要小看這個頭銜，在安南各家豪族所組成的聯合共議上，卻是擁有最終的仲裁權益的。這也比較符合周淮安麾下的義軍目前的控制能力極限，以及日后繼續干涉與介入安南地方權力架構的口實、名分。

    而通過在沿海地區安置的屯田區，不但可以獲得穩定的糧食產出來源，同時也是潛在兵源和勞力的補充途徑。雖然安南兵本身的素質和水準，在天下諸多軍鎮當中屬于墊底存在，而需要朝廷從江西、湖南、西川、河南等地征發戍卒來守衛；

    但是作為維持地方秩序三四線守備武裝，或是軍隊開拓屯墾和攻城建設的勞力，還算是量多且便宜的來源。這樣，周淮安就可比較從容的從潮、循各州的閩地移民及其后裔當中，招募那些民風彪悍而吃苦耐勞，又經過一定集體生活和軍事管制下的貧民和礦工、漁戶作為主要補充兵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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