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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隨著逐漸消退的蟬鳴聲，廣州城內的日子還在一天接一天的如流水而過；只是在城邑和街市里接二連三的戰(zhàn)火所留下的傷痛和疤痕，可不是那么容易消退的。

    雖然已經以工代振的雇請城中貧民和失業(yè)者，逐一清洗了血染的街道而拆除清理了那些廢墟，并且重新疏通了水源和溝渠，建立起隔離帶和防區(qū)取來；但是白日里依舊可以市場看到家家戴孝，而夜里也不乏戶戶哭聲連片的動靜。

    光是這兩天一夜的動亂，就幾乎讓廣州外郭三城損失了十分之一的人口，而且還是頗有資產的那部分；更不用說在四處搶劫破壞和烈火當中化為灰燼的諸多財富和產業(yè)。

    唯一比較讓人慶幸的是，作為外來商旅會集的港市和碼頭部分，沒有受到怎么樣的波及，而依舊可以繼續(xù)保持大部分的功能和作用。這樣至少就保持了外向經濟上的新鮮來源補充，和日后最基本循環(huán)造血能力了。

    作為后續(xù)安撫和收攏人心的必然手段，周淮安也再度廢除了留守司名下，重新逐漸增設起來那些名目頗多的征收和催科；只保留了最基本的丁課、戶等和市陌錢三大項；

    反正廣州作為南方屈指可數的通商口岸和海貿大埠，主要進項和收益的大頭，還是集中在對舶來貨物的作價抽成和契金，以及親自組織和參與的大宗進出口和海外貿易活動當中。

    唯一例外的就是在義軍治下，廣蓄奴婢者亦要被課以重稅；數量越多則征收的起點越高。這也是一種溫水煮青蛙式的變相釋放和爭奪這些被隱匿起來的人力資源的中長期政策；

    當然了，為了讓這些腦滿腸肥的“青蛙們”，依舊抱有一定的僥幸心理和不至于合理起來反彈；周淮安又在其中開了一個口子；課稅和罰沒的對象暫時僅限于土生的唐人或是歸化人后代而已。至于那些外番土奴什么的自然不在此限而多多益善。

    這樣也是逼迫這些“大青蛙們”努力尋找出路，而想辦法獲得更多外來番奴的來源，以逐步取代和替換到那些淪落為賤籍的本土唐人。

    而這些被開釋出來的本土奴婢，除了部分依舊眷戀主家而改易成雇工文契之外，其他的只要接受了義軍的幫助和安置，很容易就變成義軍政權潛在的新增勞力資源和兵役基礎。

    至少作為一個被“一等洋人二等官，三等少民四等漢”惡心過的現代偽民族主義者，周淮安還沒有那么多閑情和心思去關愛，那些不能為自己治下創(chuàng)造一絲價值的外夷土蠻權益。

    他們無論死多少都是在給漢家百姓騰出生存空間；如果能夠再在皮鞭和棍棒下繼續(xù)創(chuàng)造出更多的勞動價值來，那就顯然更好更妙了。

    雖然在后續(xù)的懸賞和追拿當中，出現過好幾次疑似的線索和接到過相近的報告，但身為前任廣府留守使的孟楷依舊還是下落不明。不過周淮安最擔心的事情也并沒有發(fā)生；至少地方的接管和重整并沒有遇到太大的困難，也沒有人跳出來以他的名義振臂一呼，想要反攻廣府撥亂反正云云。

    倒是出現過僧變的富州、滕州、龔州境內，還有幾個與禿驢密切相關的人等，勾結了當地的土族山夷，乘機占據了縣城關起門來自稱刺史、團練使、鎮(zhèn)扼使什么的；然后就在柴平飛馳而至的奇兵之下變成了傳首沿途，而最終送回來掛在廣州城門的新鮮首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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