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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夏躍的新政中，重新核對田畝、取消人頭稅攤丁入畝、官紳一體納糧、鹽茶官賣、開征商稅礦稅就掘了他們的祖墳，涉及到士紳豪族的根本利益了。

    一時之間，江浙地區(qū)到處上演抗稅抗糧、圍攻核算田畝官吏的節(jié)目，甚至部分府縣出現(xiàn)了士紳互聯(lián)互保乃至掀起叛亂的狀況。

    對于這些暫時的陣痛，夏躍早有心理準備。

    調(diào)南直隸新軍入浙，目的不就是應對眼前局面的出現(xiàn)么！？

    隨著八省總督一聲令下，新軍開始強行鎮(zhèn)壓。

    服從新政，不過是每年的收益有所降低，吐出一部分本就不該他們吃下的利益。

    不服從新政，掀起亂局的，夏躍才不慣著他們。抄家罰沒所有土地財產(chǎn)，主犯斬立決，男丁充軍、女眷罰入教坊司。

    帝國從上至下，經(jīng)過數(shù)百年的放縱，士紳早就墮落為趴在帝國身上吸血的寄生蟲，成了阻礙帝國繼續(xù)發(fā)展的枷鎖。

    夏躍就是要用刀槍劍戟和滾滾人頭，用鐵和血讓這些人明白，凡是阻礙新政者，就得做好付出所有的心理準備。

    三個月后，江浙一省便在大軍無情鎮(zhèn)壓下平靜下來，自三司使以下官員士紳被殺高達三千余人，附逆叛亂分子被正法者高達一萬余眾，其余發(fā)配西北、西南充軍的多達四萬余眾，抄沒土地商鋪財貨銀錢折合白銀三億九千余萬兩，其中僅黃金白銀就高達一億七千多萬兩，江浙士紳之富庶可見一斑。

    留下絕大部分用于江浙基建工作，曹化淳督運罪銀整整一億兩，乘坐海船北上京師。

    有了這批堪比崇禎元年財政收入五十倍的銀子，朝廷缺銀的窘迫狀況便從根本上得到了解決。

    說到這里，可能有人不信。畢竟按照理論而言，大明朝的歲入應該在2700萬兩左右，怎么可能到崇禎元年時僅有200萬兩收入了。

    事實是，理論上的收入是將全國實有田畝加上寥寥無幾的商稅加在一起的紙面數(shù)據(jù)。大明朝優(yōu)待士紳，只要考上舉人，就可以免除部分田稅，到了大明后期，一方面舉人以上的士族已經(jīng)幾乎全免稅賦，另一方面士族規(guī)模越來越大，土地兼并越來越嚴重，國朝能夠收取稅賦的田畝越來越少，再加上東南士林鼓吹朝廷不可‘與民爭利’，商稅名存實亡，財政收入自然斷崖式下跌。

    收入銳減，可支出卻越來越多，宗室規(guī)模愈發(fā)擴大、冗官冗兵，朝廷年年赤字，寅吃卯糧，每年歲入要先將舊歲欠下地方的錢糧補齊，如此一來，就形成了惡性循環(huán)，最終中央財政破產(chǎ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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