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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跟他們幾個商量這件事的時候，李倓一直都在跟他們表達一個觀點，那就是大唐的民生，是比天還大的事，一旦民生之事出了問題，就算是他們君臣玩出花來了，也是等于零。

    李倓的態度往那一擺，劉晏和張巡他們幾個自然得盡力了。

    所以大數據的方案很快就顯出了雛形，由尚書省甄選出幾隊人馬，必須對每一個州郡都做一份詳細的調查，而且是出報告的那種。

    至于報告的內容，就是根據實地考察，官方記載，民間查詢，盡可能的還原各地之前幾十年里面，它們每年的糧食價格，以及需要收獲的糧食數量。

    這些數據再跟這個州郡這幾十年來的受災情況那么一對比，情況基本上也就一目了然了。

    獲取到了這個數據之后，按照劉晏的說法，根據一個地區每年糧食的產量把各地分成五類，每一類都由李倓或是他們尚書省親自定價，之后各州郡每年的收糧都按照這個指導來進行。

    比如把指導價分別定到100文、200文、300文、400文和500文，每月的收購量對應是50萬石，40萬石，30萬石，20萬石和10萬石。

    確定下來這些之后，當需要收購糧食時，如果這個州郡的糧食市場價大約在100-200文之間，那么負責的官員就不需要再上報尚書省批準，他直接可以對照這個表，以200文的價格收40萬石。

    這么一波操作之后，就相當于取消了中間決策環節，既讓各個州郡擁有一定的主動權，可以比較快速的適應各種突發的變化，同時它又在大唐朝堂的控制范圍之內。

    從某種意義上說，有了這個所謂的指導意見之后，各個州郡的官員就算是膽子相當的大，故意抬價格到三四百的程度，但是價格高了，能收購的糧食就變少。

    這樣一來就算是出事了大唐國庫的損失也相應減少，同時后續巡查隊的抽查也很容易發現問題，在這種制約之下，各個州郡的地方官亂報價格、亂報數量從中牟利的空間，就大大地被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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