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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豐收：“那您先說，說完了再吃不遲。”

    華真行：“我想知道，春華大學或者是東國，招收海外留學生的目的是什么？”

    大學當然是培養人才的地方，更進一步的設問，就是為誰培養人才、培養什么樣的人才、人才培養出來后可以去干什么？

    這個問題很好回答，可以張嘴就來：為各個國家培養人才、培養各個國家所需要的人才、人才培養出來之后去建設他們的國家。

    但是答案真的如此簡單嗎？這不是本土教育，而是留學生教育，甚至都不是盈利教育，而是國家層面的經費補貼教育。

    用本國的稅收資金和教育資源，培養的如果不是自己需要的人才，這說得過去嗎？更進一步的設問是：東國的留學生教育，和其他大國的留學生教育有什么不同？

    沒有哪個國家的教育體系，特別是針對海外留學生的教育，不進行本國價值觀的培養與輸出。要么以灌輸的方式，要么以引導的方式，要么以介紹的方式，總之不可能沒有！

    假如沒有共同或共容的價值觀，那培養出的是什么人，難道是競爭對手或敵人？假如以加強經濟與政治合作的目的，那么對留學生的價值觀引導則更重要。

    夏爾有一篇演講《誰是我們的朋友》，就是引自東國當代最偉大的革命家與思想家的語錄，核心就是在闡述這個問題。

    東國各大學基本都有兩門社會學通識教育課，《東國革命史》和《馬恩原理》，但大多數留學生不用去上，因為校方對他們不做要求。

    因為各國體制的不同，出于某種擔憂，東國在留學生教育中，好像刻意回避了這方面的意識形態輸出，也很少宣傳自身的體制與文化，除非是相關人員主動來學習這方面的知識與經驗。

    近年來就算官方層面想宣傳，落實到具體實施環節也不知道該怎么宣傳，找不到合適的思路，缺乏完整而清晰的體系。

    一段時間以來，說實話，各大高校的社科領域，譬如經濟、金融、法律、教育專業，主要都是在搞文化輸入，如今讓同樣一批人去搞文化輸出，實在勉為其難。

    這其中有知識結構的問題，也有理論水平的問題，更有主觀意愿的問題，更別提在具體實施環節中有的人是陰奉陽違。比如喬釤高之流，這種事怎么指望他們呢？

    那么東國可以采用的文化輸出手段，難道只剩下最簡單的漢語教學了嗎？哪怕是漢語教學，其介紹的價值觀和思維方式又是什么？

    教育可不是單純的施舍，而是一種傳承，那么它傳承了什么？這就是華真行的問題。

    牛以平沉吟間還沒來得及回答呢，王豐收又說道：“其實柯老也說過，幾里國有幾里國的難處。

    比如我們不適合直接建立一個馬恩主義國家，至少不能對外這樣宣稱。假如是那樣，以幾里國的小身板，恐怕順手就被人給滅了，夏爾的新政權挺不住。

    而且柯老又說了，就算我們要講馬恩政治經濟學體系，在啟蒙教育階段同樣有兩個問題繞不開。

    一是我們為什么要有建立大同社會的理想，怎么形成這樣的文化共識？二是受教育者的理解水平，也就是牛處長今天說的，這已經不是初級教育的內容。

    但是文化傳統的建立，是從啟蒙時期就開始的。而文化啟蒙，可不僅僅是古代的事情，而是每一個時代都要重復的事情。

    比如我們需不需要講孝慈，又以什么方式去講孝慈？

    因為文明的傳承，不能直接拷貝到每個新生兒的大腦中。無論哪個時代，每一個人，都要經歷一次文化啟蒙的過程。”

    王豐收說完了，牛以平尷尬地笑道：“王大使雖然說的是幾里國的事，但我明白華總導在問什么了，也完全能理解華總導在學校里做的事。

    但我只是一個小小的校長辦副主任，很多事情不是由我決定的，很多問題也不好回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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