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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而目前駐守東京的禁軍，也不過十萬余。若是因為大規模地強制拆除侵街占道的違章建筑，導致東京城內的居民百姓們紛紛起義，即便是調動十萬余禁軍進行鎮壓，恐怕也難以在短時間之內平定。

    “臣以為街道司此番做法，大大的不妥，還請陛下立刻下詔，撤換街道司司丞，或撤掉街道司衙門，并調動開封府的衙役們，把大街小巷德的建筑物外墻上的白漆‘拆’字統統擦掉。”

    賈昌朝現在的官職是參知政事，被稱為“副相”，也算位高權重，他之所以對街道司的敵意如此之大，多半是因為他在翰林巷的住宅，被街道司標記了三處違章建筑，不僅拆除了后院的院墻，還有后院新建不久的左右兩處偏房，光院墻和偏房造價都花費了幾百兩銀子，自然是對街道司恨之入骨。

    此前，坐在堂上的宋仁宗趙禎，由于他的大女兒趙徽若在深更半夜，打擾了他跟張娘子雙宿雙飛的美夢，導致他離開張娘子的寢宮后，在他自己的寢宮——福寧宮內，只小憩了一個左右時辰的功夫，其余的時間都在為街道司的此番作為而暗自欣喜。

    畢竟，在東京城內開展拆除違章建筑的行動，是由宋仁宗趙禎向開封府和街道司下達的口諭，還限期一個月的時間，現在看來，以街道司的辦事效率，估計不出三日就可大功告成。

    可是，此時此刻，坐在堂上的宋仁宗趙禎，卻聽到站在堂下的參知政事賈昌朝說，街道司在東京內大肆標記違章建筑的行為，可能會引起東京城內上百萬居民百姓發動起義，這著實嚇出了他一身的冷汗。

    要知道，在宋仁宗趙禎親政之后的這段時間，一邊要向北邊虎視眈眈的契丹遼國，每年納貢幾乎是大宋半年賦稅的銀錢，一邊還在西北邊境跟西夏黨項用兵作戰，又要花去國庫大量的稅銀。

    表面上看去，宋仁宗趙禎在位期間的北宋，商業非常繁榮，其實，也是因為此時的北宋需要大量的銀錢，不發展商業怎么能夠收取稅銀呢？

    仁宗慶歷年間，農民起義和兵變在各地相繼爆發，時任朝廷重臣歐陽修，就曾對當時的農民起義形容說“一年多于一年，一伙強于一伙”。

    所以，宋仁宗趙禎一聽到賈昌朝說到“起義”二字，立馬讓端坐在堂上的他，嚇得是直冒冷汗，當即就面露難色，悵然若失道：“方才，賈卿所言極是。朕自然知曉，昨日未時之前，居住在翰林巷的官員們，自行拆除掉違章建筑，那不絕不是真心想要拆除，也不是坦然接受街道司做出違章建筑的評判，而是給朕的面子。

    “朕命開封府和街道司，推行查辦侵街占道和拆除違章建筑已經有三日余，卻也遭到不要阻力，朕都心里有數。無論是開封府，還是街道司，沒有朕作為他們的后盾，就依靠他們日常執行公務，朕想駐京的官員們，都不會積極配合的。連官員們都是如此，唉，何談百姓們呢？”

    當有些郁郁寡歡的宋仁宗趙禎把話說完，身著朱色官袍的右諫議大夫陳執中，便持笏出列，附和賈昌朝方才所說，忙不迭危言聳道：“陛下方才所言有失偏頗，駐京官員無論大小有上千人之眾，在此其中不乏有宵小之輩，但絕大部分都為官清廉為人正直。

    “作為官吏，每月領受的俸祿是朝廷給予，自然不敢也不能夠有忤逆官家之舉。官家下達的圣旨和口諭，我等官員們皆都聽命行事。

    “可是，我大宋百姓們，或耕作農田，或手工制作，或從事商業，他們每年都要向朝廷繳納賦稅，是我大宋之根基。荀子曾言‘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則載舟，水則覆舟’，唐相魏征也曾對唐太宗說，‘水能載舟亦能覆舟’。

    “在臣看來，東京城內上百萬人口的百姓，就是水，而陛下則是舟。若是讓街道司在東京城內大肆強拆違章建筑，勢必會激起民憤。賈副相方才所慮，不是沒有道理。

    “一旦民憤沸天，東京城內的上百萬百姓們揭竿而起，不無可能。還望陛下立即下詔，降罪于開封府和街道司，停止一切查辦侵街占道和拆除違章建筑的行動，以此重獲百姓們的信賴。否則，我大宋危矣！”

    右司諫劉元瑜，也緊隨其后，持笏出列，不失時機地繼續附和賈昌朝和陳執中，上綱上線道：“啟稟陛下，方才賈參知、陳諫議所言，都是為我大為陛下著想。千萬不可讓一個小小的街道司，還有放任不管的開封府，因為查辦侵街占道、拆除違章建筑之事，而引起東京城內上百萬百姓們民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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