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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幾年前，劉鈺在阿姆斯特丹策動政變的時候，就注意到了這一點。

    他的判斷很簡單：在百姓極端不滿攝政派的情況下、在奧蘭治家族的號召力如同千年前炎漢劉氏的威望之下，威廉四世真有政治抱負、真有雄才大略、真有膽識氣魄、真有擔當責任，政變還輪不到他來推動。

    要錢有錢。奧蘭治家族的旁支基本都絕嗣了，大量的神羅伯爵的莊園地產、東西印度公司的股票，妥妥的荷蘭首富。

    要人有人，本身在政變之前，就是弗里斯蘭、格羅寧根、海爾德蘭等省的執政，雖然加在一起不如一個荷蘭省富，但總共也就七省，而荷蘭省議會又按照城市弄出來一堆有一票否決權的議員。自己家族還有一堆追隨者。

    要名望有名望、要人脈有人脈、要百姓的好感度有好感度。

    結果這么好的基礎，都不敢主動出擊，劉鈺也就判斷出來這是個什么樣的人了。

    這要是在大順，權比霍光、名比王莽、勢若曹操，還輪到著別人來忙活黃袍加身的事？

    到頭來，還是劉鈺煽動情緒、借著普魯士人退出戰爭、看起來荷蘭大有便宜可賺的情況下，把他騙上來的。

    既然是騙，那么劉鈺就已經料想到今后的情況。

    從一開始，他就是奔著“先上后下”的想法來的。

    威廉四世，被劉鈺策動政變扶上來，就是來承擔荷蘭民眾的一切不滿的，也是來粉碎荷蘭人民最后一點愛國熱情和大國情懷的。

    一個有大國情懷的國家，是不肯安心當買辦的。

    只有一個徹底被打斷了脊梁、忘卻了曾經輝煌過的前“世界性”大國，才能安心當買辦。

    這和他處理日本問題的思路是不同的，出路日本，他不需要考慮這些，就能讓幕府那邊對日益增加的關稅樂不可支。

    但荷蘭，不一樣。祖上真闊過，民眾真有大國情懷。

    這就非得先打斷脊梁不可。

    可以說，威廉四世完美地完成了劉鈺“賦予”的任務。

    其實從一開始，結局就已經注定。

    經濟基礎，決定上層建筑。

    真正有視野的人，看到的荷蘭的衰落，是金融資本從屬于工業資本的必然。

    但現在，無論是威廉四世，還是他倚仗的本廷克伯爵，都不可能擁有這樣的視野。

    而且，即便有，上層改革也是不可能成功的。

    威廉四世不請那些被罷免的攝政們吃飯，還能怎么辦？

    就像是大順在九宮山之后廢棄均田免糧的口號而用保天下的口號一樣，還能怎么辦？

    荷蘭，成也商業、敗也商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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