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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腹誹歸腹誹，劉鈺還是羨慕嫉妒的。

    整個包括綠羅馬在內的亞洲的政治環境，就是這樣，抵達一定的高度之后，也只有做到最頂端的那個人，有資格“任性”地偶爾當一會兒人。

    包括諸多皇子在內，只要露出了一丁點的軟弱，跟其混的人早就另投他處了。

    皇子之下，劉鈺已是公爵，到頂了。

    可即便是他，在之前的治淮問題上，他要是有過多的“人性”，一旦站出來，將來治水出了事，他就有大麻煩。

    皇帝看似在問身邊的人，實則就是自言自語，自我感慨。因為這話，就沒有臣子敢接。

    蓋棺定論、蓋棺定謚號，大順就沒有評價活人的習慣。

    劉鈺多多少少也能明白皇帝這時候發神經的緣由。

    從李家王朝的角度來看，現在做完的事不提。

    剩下的事，要么是治標不治本或者根本就是小事了、要么就是功利千秋的事沒有一件好做的。

    從民族的角度來看，西南改土歸流之類的，自然是大事。

    但從李家王朝的角度，那叫大事嗎？

    以史為鑒，有西南土司起事成功，最終坐上龍椅的嗎？

    以史為鑒，農民起義的危險性，可比那群西南土司大得多。

    以史為鑒，即便劉鈺說過無數次了，線列兵加野戰炮加棱堡，北方游牧的禍患可以就此告別。大順參謀部推演出的“棱堡時代已經結束”的結論，是說大順和西洋那些國家的戰爭、以及必然技術擴散的引信木托爆炸彈的影響，而不是說北方游牧——養得起瑞典炮兵的準噶爾，靠的是金礦銅礦和天山的耕地、棉花、小麥和手工業，它就根本不是個單純的游牧勢力。

    但終究考慮歷朝歷代的歷史，經驗主義的錯覺、刻舟求劍的潛意識，使得皇帝潛意識地覺得北方問題比西南土司要嚴重的多。

    西南改土歸流，站在皇室和王朝家族的角度看，就是修修補補。

    除去西南改土歸流，還有西北移民、東北移民，乃至于皇帝設想的郡縣朝鮮和北越，要么就是小事，要么就是治標不治本的事。

    而治水，治淮、治黃河、廢漕運等等這些，屬于是站在李家王朝角度看的大事、治標治本的那種。

    劉鈺就說過，皇帝很自負，皇帝想辦大事、治標治本的事。因為剩下那些在李家王朝看來的小事、治標不治本的事，即便兒子不如自己，也差不多能辦成。

    可大事，就沒有一個簡單的。

    甚至可以說，治淮、治黃河、治水，竟然是這些大事里最最最簡單的那個。

    剩下的，李家王朝要維護自己的統治，就要保證小農經濟、保證自耕農、保證土地兼并的延緩，保證不至于民不聊生。

    胥吏狂歡、基層加派、士紳控制、土地買賣、黃淮水災、兼并破產、漂沒貪污……這才是要解決的大事。

    而這些大事里，開口就要3000萬兩白銀的治淮，是這些大事里最最最簡單的一個。

    一年的財政總收入，才堪堪能解決一個最最最最簡單的大事，而且還不保證這件事最后到底能不能做好。

    聽起來有些魔幻，可事實就是如此。

    剩下的隨便拿出一個，是3000萬兩白銀能解決的？

    就說次簡單的、理論上是可以用氪金來解決的……治理黃河。

    3000萬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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