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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話雖如此，但兩邊根本性的分歧并未得到任何程度的解決。

    送俘虜回倫敦，這件事本身，可以有各種不同意思的解讀。

    事情就是這么事兒。

    不加感情的描述，就是“中法聯軍攻克了直布羅陀，把俘虜送還英國”。

    但，做事,    尤其是這種國家之間的外交與博弈，是不可能不加感情的。

    送俘虜這件事，可以加上多種不同的含義。

    可以是恐嚇：

    聽聽這些俘虜們，經歷了怎樣的地獄般的三個月？聽聽這些俘虜們，是如何描述竄天猴所引發的直布羅陀火獄的？聽聽這些俘虜們，是如何評價大順最后用炮兵轟擊他們方陣的血腥？

    也可以是示好：

    我把俘虜送回去了,    咱們之間可以和談了，我展現了我足夠的誠意；我把俘虜送回去了，咱們兩國之間可以單獨媾和了,    神羅內的事你們以后別摻和了，我來當普魯士和奧地利的仲裁者，你們漢諾威的這個帽子可以扔了；我把俘虜送回去了，咱們之間其實真沒必要繼續打下去了，你的財政受不了，我也受不了了……

    就像是后世的一些體育比賽一樣。

    可以是單純的足球、單純的乒乓球的體育競技。

    但也可能，某場球賽的結果，引發了一場死亡幾千幾萬人的戰爭；也有可能，一場球賽，引發了兩個敵對國家的外交破冰。

    送還俘虜這件事，本身是單純的,    但卻可以賦予許多不同的、甚至截然相反的政治意義。

    中法兩國的同盟，從一開始就存在著巨大的分歧。

    只不過,    在大順正式出兵之前、在大順的艦隊與直布羅陀擊敗了愛德華·博斯克恩的艦隊之前，法國無路可走,    不得不和大順的外交官“相談甚歡”。

    然而，一旦直布羅陀被攻克,    中法之間的分歧,    也就是關于“如何結束這場戰爭、戰后的條約怎么簽”的問題上的分歧，也就不可能再其樂融融、擱置分歧。

    兩者分歧的根本原因，是中法兩國生產力的巨大區別。

    這個區別……

    簡單來說，以英國的《航海條例》為例。

    是反對【英國】的《航海條例》？

    還是反對英國的【《航海條例》】？

    精煉后的重點，是反對英國？還是反對《航海條例》不管他是哪國的？

    這個“重音”放在哪的區別，推廣開來，超脫狹隘的《航海條例》，就是中法之間關于戰后分贓的分歧所在了。

    而戰后分贓的分歧，終究還是要看這場戰爭打到什么程度、以什么樣的狀態結束，才能確定最后和談的時候能拿到什么樣的條件。

    大順的新學一系，是否理解大順到底想要什么？到底要干什么？到底需要達成什么樣的條件？

    其實，他們是知道的。

    雖然他們未必十分精通，亦或者他們未必能夠全然理解大順的諸多要求和條件其原因和目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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