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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其一，找出辦法，哪怕是忽悠，忽悠的角度也必須著眼于“有辦法既發(fā)展工商業(yè)、又不侵小農、能夠維系帝國的基石”。

    其二，用技術描繪未來，告訴皇帝，或者說讓皇帝看到，技術進步可以穩(wěn)固統(tǒng)治——這就是為什么說，拿著一個航海鐘給1760年的封建帝王看，封建帝王肯定會認為是奇技淫巧；而你抓一把化肥給皇帝看，皇帝就會認為科技是有益的。

    因為，傳統(tǒng)封建王朝在這個時代面臨的最大問題，恰恰就是土地、畝產、糧食、和人口的問題——當然，你可以說，這是土地所有制的問題。但要注意，這里的主體是封建王朝，而不是中國、中華民族或者別的什么主體。意思就是，在不考慮皇帝自己造反的前提下，站在封建王朝的角度來看，最大的問題就是土地、畝產、糧食、人口的問題。

    既然以封建王朝為主體，那么就必須考慮到：首先，皇帝對數(shù)萬里之外的殖民地，不感興趣，因為皇帝知道，帝國的統(tǒng)治疆域已達極限，更遠的地方和皇朝無關，反倒是無數(shù)的歷史經(jīng)驗證明，太遠的地方肯定會分離出去；其次，封建王朝不會主動完成土地制度的變革，因為統(tǒng)治階級本身就是此土地制度的受益者、

    考慮到這兩個問題，才能對癥下藥地，利用保守甚至反動的力量，來發(fā)展生產力，為新時代的誕生做鋪墊。也即讓舊時代的母體，吃飽喝足，增加體力，免得難產，并且把新時代這個必然要吞噬母體的嬰孩，在腹中養(yǎng)大到不能夭折的強壯程度。

    正如，法國的重農學派，是依靠著封建主義的外衣、靠著鼓吹地主貴族階級的重要性，實際上卻是在實行最為激進的資產階級的政策一樣。

    劉鈺也是依靠這些東西，來借助皇權的力量，在一種“這在加強皇權”的外衣下，完成了諸多改革。既包括激進到蕩平了鹽業(yè)小生產者、邁到了萌芽托拉斯的鹽政改革；也包括了廢棄大運河、以及琢磨著修筑從京城到漢口鐵路的改革。

    同樣的，在這場關于“工商業(yè)發(fā)展”的討論上，劉鈺也始終抓著這一點——即，皇帝不是唯物史觀、不是階級史觀，所以以皇帝的史觀，所擔憂的東西并不是舊時代的真正的絞索。而皇帝所擔心的東西，理論上是可以通過統(tǒng)治術來回避的，而真正的絞索，皇帝并不可能看到。

    實際上，包括什么“乾小四反對蒸汽機”之類的段子，也都是操著同樣的類似“太空歌劇”史觀的人，在那臆想。且不說英國怎么可能允許蒸汽機出境，連法國人離那么近都需要偷、俄國人得靠騙，英國居然會主動向全世界送“生產力和文明”？

    實際情況，則是劉鈺在鹽業(yè)問題上的發(fā)展生產力，讓皇帝喜不自勝——入你瑪驢毬子的，總算解決了鹽商控制生產銷售的問題、私鹽問題，大鹽業(yè)管起來比他媽的小鹽戶、鹽商這些玩意管起來容易多了。若是能依靠官鹽大生產降價，既擠死那些私自煮鹽的小販子，何至于有劉士安、袁世振等輩絞盡腦汁的改革？

    皇帝會擔心小私鹽販子的死活？怎么可能？

    皇帝只會關心，鹽稅能不能收上來、能不能降低鹽稅緝私成本。只要能收上來錢、大把的鹽稅。私鹽販子、手工業(yè)者反抗，殺就是了，那不是更省錢？

    以鹽業(yè)為例。

    從劉晏的改革開始，封建王朝的思路，就是控制生產、但鼓勵商人流通。因為，食鹽細碎化的特點，流通問題上，封建王朝誰也做不到能讓食鹽下鄉(xiāng)，唯獨靠商販。

    故而，抓住了這個事實，以史為鑒，讀明白食鹽改革的真正路線，才能更好的“忽悠”皇帝，支持生產力的發(fā)展——控制生產、放松銷售、在生產端征稅、鼓勵大企業(yè)，方便征稅。

    其余的問題，也都差不多。

    要先明白封建王朝的運行邏輯。

    然后理解皇權的基石、朝廷的稅收、鹽業(yè)等行業(yè)的諸多改革到底是個什么大方向。為什么明末大儒在鹽業(yè)問題上，基本都贊許劉晏的改革，而不是贊許袁世振的改革，兩者的區(qū)別到底是在生產端歸誰控制還是銷售端歸誰得利的問題。

    再然后，要明白比如歷史上張之洞的機械織布廠為什么干黃了、為什么機織布干不過家庭手工業(yè)——破除那些扯犢子一樣的愚昧、守舊之類的大套話，哪怕是用最基本的經(jīng)濟學去考慮一下為什么覺醒的女工都是紡紗工、為什么蘆柴棒是紡紗工，而她們?yōu)槭裁炊疾皇强棽脊ぃ蝗タ紤]一下什么叫“印度棉紗的傾銷，導致了舊時代家庭手工業(yè)達到了5.6億匹的巔峰”；以及為什么民族輕工業(yè)很多都是干紡紗起步的，而干織布的廠子基本都完犢子了？

    這背后的社會存在、生產力基礎，到底是什么？

    而不是空對空地在那談什么“桑弘羊”、什么“儒博士”、什么“與民爭利”、什么“愚昧守舊”、什么“民族性”。

    最最然后，才能以此思路，向下推。

    劉鈺關于“人均糧食擁有量”這個問題的“兩條腿”，是在解決“工商業(yè)容納過多人口”的“能不能”的理論問題。

    理論上能，才有可能繼續(xù)發(fā)展工商業(yè)。

    劉鈺和皇帝的“內外分治”、“依靠外部市場、讓資本吃外、而對內進行資本管控防止土地兼并”的討論，是在解決“工商業(yè)發(fā)展會加速土地兼并”的這個皇帝最擔憂的問題。

    這個擔憂，還是那句話：皇帝是以現(xiàn)在的社會意識，去幻想將來的世界，得出的結論是只要控制工商業(yè)積累的資金投入土地，即可解決“重農輕商”邏輯下對工商業(yè)發(fā)展的恐懼；而劉鈺則是以將來的社會意識，在塑造將來的社會意識得以存在的物質基礎，并且確信物質基礎的變更會讓封建王朝徹底毀滅，而不是李家換朱家、楊家換李家的問題。

    理論上，工商業(yè)能夠容納更多的人口。

    實踐上，以封建專制、皇權社會的諸多政策，比如人口管控、流動管控、傳統(tǒng)抑兼并手段、通過戶籍等禁止先發(fā)地區(qū)去內地買地囤地等等政策，理論上可以達成“工商業(yè)發(fā)展容納足夠的‘過剩’人口，但又沒有工商業(yè)發(fā)展導致土地快速兼并”的“只要好處、不要壞處”的空想。

    當然，只是理論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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