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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聽這話，楊皓否認三連：“哪有，你別胡說，我其實很看好儒家的！”

    李承乾看他這樣，笑著說：“可你言語中，似乎對儒家治國方針，頗不認同。”

    楊皓沉默了一會，說：“其實，并非皓不認同。而是，儒家治國……確有其短處。”

    “那你且說說，儒家治國有何短處？”

    楊皓笑著說：“儒家雖先秦便有。然而，儒家思想在春秋時期，屬非主流。百家爭鳴，儒家并不占優。

    “甚至，秦統一天下不久，焚書坑儒，雖是可憐。但可憐之人必有可恨之處。實則，在漢建立之初，仍實行黃老之道，施無為之治。你可知道為何？”

    “為何？”

    “因為沒人知道如何治理那么大一個國家。秦之前，有夏、商、周，三朝雖名統一，實際上是分封成數十乃至數百個國家。各國各自為政。秦滅六國，統一中原，但治國不得法，兩代而亡。

    “本來，法家是治國的最佳理念。但漢代秦，認為秦亡于暴法，自然不能再學。于是漢沒了可以借鑒治國的理念。法家過于嚴苛，偏又想不到什么可用的辦法，只能什么都不做，且美其名曰：無為之治。”

    李承乾聽他這番歪論，不由笑了。

    楊皓卻沒笑，他繼續說：“其實儒家初時也沒治大國的經驗。

    “孔夫子在魯國倒是當了一陣子官。可沒當多久，就被趕跑了。之后儒家再無能主政一國之人。便是孔圣人，不是游說，便是在游說的路上。卻無人問津。孟子，倒是有過記錄，有國君問政，卻從未主政。可見，彼時之孔孟只能作為治國之佐，而不能為主政之道。

    “也由此可見，最初的儒家思想，并非合適的治國的理念。但儒家有一個非常大的好處。那就是它本是搞教育的，就是教化別人的。所以它善于學習，也善于推廣。可以對其他百家理論去蕪存菁，收為自用。

    “從孔夫子時，就那么做了。孔夫子跟老子學過。又將六藝列為君子必學的技藝，騎射是武家、琴是藝家。在漢武后，儒家吸收百家思想，修改典籍，由此迎合帝王，才得到治國的機會。

    “便是此時，儒家也并不適合治國，因為它過于軟弱，只迎合而無法對國君產生制約，漢武盛極而衰。

    “于是儒家又將法家進行了改造，糅合儒家之道德仁義，行之以為治國之法，于是有王子犯法庶民同罪之說。又做天人感應之說，以天意制衡皇權。你看是不是這樣？”

    李承乾不得不點頭。

    因為事實就是這樣，這會跟楊皓討論，他沒必要狡辯。

    楊皓掰著手指數：“漢分為兩漢，兩漢雖同為漢，但實際上屬于兩種不用的治國理念。前面一個漢，其實證明了儒家治國的失敗，它無法制衡皇權。

    “而后一個漢，也是儒家的另外一種嘗試，以相權制衡了皇權，卻養大了個別人的野心，內部利益都無法平衡。結果這種君權相權的制衡，也被證明也是失敗的。”

    在那之后呢。

    兩晉？倒是將整個階級分成三六九等，九品正中制規定了整個士族的利益。

    但結果卻是失敗中的失敗。結果是五胡亂華，漢人差點滅種。

    東晉倒是進行了一種類似于君主立憲的嘗試。他們的首相并不是民選的，而是士族內部斗爭產生的，而皇帝確實變成了擺設。

    但那種嘗試也失敗了。而且失敗的代價更大。

    楊皓說：“不是說導致了五胡亂華的代價，而是那些世家大族的代價。不管是誰執政。最后政爭失敗后，家族就完全落敗了。‘朱雀橋邊野花草，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

    “朱雀橋邊野花草，烏衣巷口夕陽斜。舊時王謝堂前燕，飛入尋常百姓家。好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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