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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六章2

    過了些時候，學院理事會從州長那領得了一張執(zhí)照，組成了一個社團，從英國寄來了大量的捐款，地主們也捐了土地，州議會到現(xiàn)在為此也捐獻了不少資金，理事會的基金多了起來。

    現(xiàn)在的費城大學就這樣成立了。

    我從開始一直是其中的一個理事，到現(xiàn)在快40年了。

    看到許多青年在這所大學里受到教育，能夠以卓越的才能顯名揚姓，成為社會和國家的棟梁，我感到由衷的欣慰。

    正如前面所說的，我擺脫了私人業(yè)務的經營，當時我自認為已經獲得了一筆財產，雖然數目很有限，但足夠使我在未來的一生中獲得空閑的時間來從事哲理的探討和歡度晚年。

    我從思朋斯博士那里購買了他全部的儀器，他是從英國到美洲來講學的。

    我很快著手做電學的實驗。

    但是公眾卻認為我是個悠閑人，因而就抓住我來做事，政府各部門幾乎同時要我效勞。

    州長任命我為治安推事；市政府選我做市議會議員，不久以后又選我做市參議員；全體人民又選我為州議員，在州議會中代表他們。

    州議員這個職位特別使我樂意，因為我厭倦了孤坐一旁聽別人辯論的處境了。

    作為州議會的秘書，我不能參加辯論，而這些辯論又是多么的枯燥無味，我不得不在紙上畫畫數字方陣表、圓圈或是其他的任何東西來解悶。

    而做了州議員就不同了，我認為在這個職位上我可以作出我更大的貢獻。

    當然，如果說我對這些榮譽無動于衷的話未免有點虛偽，這些社會地位對我這樣出身低微的人來說是很了不起的，所以我確實感到很光榮，特別使我感到高興的是這些職位代表著社會輿論對我的自發(fā)稱贊，完全不是靠我自己沽名釣譽得來的。

    治安法官我試著做了一下，我出了幾次庭，也開庭聽人訴訟，但是我發(fā)現(xiàn)要做好這個工作僅憑我那點膚淺的習慣法知識是遠遠不夠的。

    因此，我漸漸避開這一職務，我的借口是我不得不在州議會中履行更重要的任務。

    每年我都當選州議會，連任10年之久。

    我從不請求任何選舉人投我的票，也從不間接地表達我要求當選的愿望。

    在做州議員時，我的兒子當了州議會的秘書。

    接下來的一年，我們要與印地安人在卡萊爾談判，州長送了個咨文給州議會，建議州議會從議員指定幾位議員同參議會中的一部分參議員共同組成一個談判委員會。

    州議會就指定了我和議會長（諾里斯先生）去，我們就奉命去卡萊爾會見了印地安人。

    印地安人十分好酒，喝醉了酒后就發(fā)酒瘋，吵吵鬧鬧，無法無天，不守秩序，所以我們嚴格禁止賣任何酒給他們。

    當他們?yōu)檫@禁酒而抱怨時。

    我們就對他們說，如果在談判期間不喝酒，談判結束后我們愿意給他們大量的甜酒。

    他們答應了，也遵守了這一約定，因為他們除此之外買不到酒，所以不得不遵守。

    談判進行得很安靜，很順利，結果也讓雙方滿意。

    談判結束后，我們遵守前面的約定給了他們甜酒，這是在下午。

    他們男女老幼加在一起大約有100來號人，住在城外臨時性的四合院型的木屋里。

    到了晚上的時候，我們聽到外面人聲嘈雜，委員們就跑出去看個究竟。

    我們看見四合院的中央燃起了一個熊熊篝火，他們男男女女全喝的酩酊大醉，互相叫著，打著。

    在昏暗的篝火下，隱約可見他們半裸的淡黑色的身體，他們互相追逐著，拿著火把相互毆打著，口中發(fā)出可怕的喊叫聲。

    這種情景讓我們想起了想象中的地獄。

    喧囂嘈雜聲經久不息，我們沒辦法，回到了我們的寓所。

    午夜十分，幾個印地安人跑來，像打雷一般地敲我們的門，要求更多的甜酒，我們理都不想理他們。

    第二天，他們發(fā)覺他們的行為過火了，不該打攪我們，所以派了3個酋長來道歉。

    聲稱他們錯了，但是卻把錯誤推到甜酒身上，接著又設法寬宥甜酒，說：“創(chuàng)造萬物的大神使得物各有其用，既然神指定某種東西有某一用途，不管這用途是什么，就應該照著來用。

    當神創(chuàng)造甜酒時，神說：‘這酒是給印地安人喝醉用的’，所以我們必須執(zhí)行神的旨意。”

    是呀，照他們這樣的邏輯，假如上帝的旨意是要消滅這些生靈，給墾殖者讓出地方，那么看來甜酒很可能就是老天注定的手段和方法了。

    它已經消滅了所有以前住在沿海一帶的部落了。

    1751年，我的一個好友托馬斯邦德醫(yī)生想要在費城開辦一所醫(yī)院（一個非常好的主意，有人說這個計劃是我想出來的，但是這確實是他的主張），以便收容和治療窮苦無依的病人，不問是否是本州的居民或是外地人。

    他熱誠而又積極地為這一計劃募捐，但是因為這樣的計劃在美洲尚屬首創(chuàng)，人們還不是很了解它，因此他的努力收效不大。

    最后他到我這兒來，恭維我說，他發(fā)現(xiàn)了一個要實現(xiàn)公益事業(yè)的計劃，沒有我參加就不行。

    他說：“因為我去向人們募捐，人們常問我：‘這件事你跟富蘭克林商量過沒有？

    富蘭克林怎么說？

    ’當我告訴他們我還沒有跟你談過，因為我認為這件事多少有點非你所長，他們就拒絕捐款，只說他們將考慮這個計劃。”

    我問了他這個計劃的性質和可能的用途，他的回答讓我覺得非常有益。

    我不但自己捐了錢，而且熱誠把這計劃解釋給人們聽，勸他們捐款支持這一計劃。

    不過在向人們募捐之前，我在報上發(fā)表了有關這一計劃的文章，以便讓大家在思想上有所準備。

    在這樣的事情上是我一貫的做法，但是他卻忽略了這一關鍵的一步。

    后來人們捐款比開始踴躍多了。

    但是不久捐款就越來越少了，我知道如果州議會不加以援助，光靠民間的捐款是不夠的。

    因此我就主張申請州議會津貼，接著就這樣行動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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