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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相對而言，那些權勢極大的內宦，反倒不是爭論的重點，他們是天子家奴，本就不受大明律保護。

    何況他們跟王振關系親密，就算沒有土木之事，單論他們平時的所作所為，也夠定死他們的。

    朝臣們真正爭論的，其實是那些，投靠了王振，并且依仗他的權勢胡作非為的低階錦衣衛和雜官的處置。

    這些人有些的確罪大惡極，但是有些罪狀卻也并不重，無非是替王振辦事，索取好處而已。

    聽了新君的問話，群臣心中大約便有了底。

    既然提了大明律例，這么說來，是要輕判？

    被天子點了名，俞士悅自然不能再閉口不言，上前一步道。

    “回皇上，除內宦一干人等外，依附王振的官員，錦衣衛，匠人等雖有罪狀，然若依照律例，的確罪不至死。”

    “三司會審之時，臣等合議，王振罪惡滔天，為警示后人，故俱判斬刑，然若純以律例而言，此份判罰的確顯得過重。”

    朱祁鈺點了點頭。

    這其實在大明朝是常事。

    事實上，除了秦朝之外，歷朝歷代在對于案件的處理過程當中，律法都只是判罰考慮的其中一種依據，但不是全部。

    畢竟，多數情況下，案件的判罰為的是維持統治的穩定。

    為了達到這一點目的，在實際的案件處置當中，所參考的依據實際上有很多。

    對于正常的案件來說，除了律法之外，還有以前類似的判例，這兩者是判罰的主要構成。

    若是像王振這樣的大案要案，正常來說，判罰的依據有四個，其中兩個，分別是律法和之前類似的判例。

    另外的兩個，一是事件后果的嚴重程度，二是朝野上下的民情民意。

    除此之外，對于一些特殊的案件，禮法道德，也可以成為判罰的依據之一。

    至少在目前的大明來說，這幾種判罰的依據，效力是基本相同的。

    所以俞士悅說，單純按照律法來判，是罰的重了，但是若是按照事件后果的嚴重程度來說，從重卻是合適的。

    不過，俞士悅話雖然如此說，但是透出的態度，還是十分中立的，依舊是在闡述自己判罰的原因，而沒有多說其他。

    于是朱祁鈺道：“既然如此，還是依律為好，此案當中，除王振等罪大惡極之人，處罰從重從嚴之外，其余一應人等，皆照律處置。”

    俞士悅左右看了一眼，見陳鎰和江淵都沒有說話，其他的大佬也沒有出言反對，于是便上前一步，道。

    “臣領旨。”

    事情就這么定下了，但是邊往回走，俞士悅心中邊生出一絲疑慮。

    就這么簡單就結束了？

    誠然，這個結果對于朝臣來說，算是比較好的結果。

    這當然指的不是輕判了王振的黨羽，這幫人死不死的，沒人關心。

    反正，王振和他的心腹，已經被打殺的差不多了，活著的，也逃不過死罪，剩下的都是些小嘍啰，犯不上老大人們為他們被寬宥而覺得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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