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1/3)頁

    大明的邊防軍隊，其實原本有一套比較完善的體制。

    太祖皇帝建國之后，對于北元的殘余勢力十分警惕，因此，不僅多次派兵肅清邊境，追擊蒙古各部，而且還設計了一套以屯田為基礎的邊境鎮守軍隊。

    這種屯田不是簡單的讓軍隊去耕種，而是混合了放牧，耕田，巡邏為一體的新型方式。

    這套體制有兩個基本的支撐點，即鎮守地方的軍戶世代相傳，以及洪武時控制的廣大草場。

    那個時候，在宣府和大同往北，上千里的范圍內，都屬于大明的領土。

    因為當地的軍戶世代以此為家，所以屯田和草場，對于他們來說，就是賴以生計的產業。

    在敵人入侵的時候，他們也不僅僅是作為軍隊在保護邊境，更是在保護自己生活的家園，自然軍心穩固，戰力十足。

    與此同時，太祖皇帝冊封了十三塞王，給予了極大的自主權，以保護邊境的安全。

    同樣的道理，因為是自己的封地，所以塞王們會好好經營，保護當地的繁榮，嚴防外敵的入侵。

    所以在洪武時代，個個塞王對于軍隊的操練，屯田，放牧都十分的盡心盡力。

    在這種體制下，朝廷其實不用耗費太大的精力和財力，就能夠保持邊軍的戰力持續強盛。

    但是凡事有利就有弊。

    這種體制最大的缺點，就在于邊軍在軍屯，放牧，中鹽法的相互輔助下，幾乎可以做到自給自足，不依賴于中央朝廷。

    這是太祖皇帝留下的唯一漏洞。

    既然不依賴于中央朝廷，那么也就意味著中央朝廷對于邊軍的控制力直線下降。

    尤其是在各大塞王具備軍事，民政等各項重要權力的情況下，一旦放任他們經營數十年，乃至兩三代，邊境自然是穩固。

    但是這些塞王們，成為完全不受朝廷控制的封國，幾乎是不可避免的事情。

    所以事實上，建文皇帝的削藩并不能說是錯誤的行為，換了任何一個人登上皇位，都不可能對這種風險熟視無睹。

    只不過建文的方向雖然沒有錯，但是他的政治能力確實不行，自己把自己給作沒了。

    所以在太宗皇帝登基之后，針對邊境的體制，他老人家做了一番大的調動。

    太宗皇帝自己就是塞王，自然清楚，這套體制的核心在何處。

    為了加強中央朝廷對于邊軍的控制，他先是撤銷了藩王的軍權，邊軍的控制權，被收歸到了朝廷任命的邊將手中。

    與此同時，他將原本時代駐守邊境的軍隊調入內地，命令內地軍隊輪換到邊境駐守。

    兵將分離，徹底杜絕了邊軍對于中央朝廷的威脅。

    但是如此一來，邊軍都是輪值，對于邊境其實沒有什么歸屬感，戰力自然也不如洪武之時。

    而且最嚴重的問題就是，因為邊軍是輪值，所以沒有辦法持續的保持放牧。

    畢竟軍屯的田地就擺在那里，但是牛羊馬等卻是需要人長期照料的，邊軍幾乎是隔幾年就輪調一次，所以很難保持大批量的長期放牧。

    不能放牧，那么關外龐大的草場就沒有了任何的價值，反而要耗費大量的時間和精力來巡邏。

    因此，在永樂后期，太宗皇帝放棄了大寧，開平，東勝等關外的據點，將防線后撤，希望建立新的邊防秩序。

    可惜，原本的秩序一旦崩壞，想要建立新的秩序，必然是一個漫長的過程。

    這也是太宗不斷北征的原因所在。

    邊境的防線已經受到了破壞，所以想要保持邊境的安寧，那么就只能主動出擊。

    然而并非所有人都和太宗一樣馬上得天下。

    草原上的部族，總是春風吹又生，只要有足夠的時間，便會迅速強大起來。

    放棄了大寧，開平，東勝等關外據點之后，宣府，大同，寧夏等幾個據點，就成了直面蒙古部族的重鎮。

    沒有了這些關外據點緩沖，新的邊防體系又沒有建成，再加上某個太上皇好大喜功，土木之役的慘敗，其實早已經埋下了禍根。

    作為在邊境幾乎待了一輩子的楊洪，對于邊軍的狀況，其實比所有人都要了解。

    但正因于此，他才對王翱的說法不能茍同。

    “朝廷任命邊將統兵鎮守，為的是保邊境安寧，屯田耕種，本是為了緩解朝廷壓力，但是這些年，朝廷一再縮減邊境軍費，這種情況下，若不加大屯田力度，如何保證將士們的軍餉？”

    “邊將之中，固然有少數不軌之輩，役使邊軍為己用，但是這些不軌之輩，自然有朝廷巡查御史糾劾，不會影響大局，歸根結底，還是因為軍費不足，輪調頻繁，這才導致邊軍戰力下降。”

    “若要解決這些問題，需要從根子上入手，增加邊境軍費，邊境軍餉充足，出逃的兵士自然會減少，邊將也會將更多的精力放在操練上，提高邊軍的戰力。”
    第(1/3)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