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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如果梁恩選擇把這些東西放在斯考德手里的那個博物館里展覽的話，那么不但能夠解決有關于展覽場所的問題，順便也能夠讓博物館起死回生。

    因為之前多次愉快的合作，所以梁恩和斯考德先生很快就定下了五五分成這個大方向，至于細節是律師們的事，和梁恩他們無關。

    除此之外，梁恩他們也同意了博物館方面有關于這些圖畫藝術作品的合作，當然了，細節也同樣會由那些律師們負責。

    說實話，西方世界之中關于法律的問題實在是太復雜了，以至于正常情況下各種商業談判如果沒有專業法律人士參與的話甚至會到談不下去的地步。

    接下來的時間中，梁恩花了一個小時的時間接受這些記者們的采訪，畢竟一個外國人找到了本國藝術家的寶物并能夠合法據為己有的事情的確是一個非常不錯的新聞。

    好在這些職業的記者并不是狗仔隊，因此在提問的時候也是有分寸的，所以在提問了一些類似于尋寶時的細節或者是對于這些藝術品未來具體安排這一類問題之后就放了過他。

    當然了，還有一個主要原因是因為跟著斯考德來的律師找到這份遺囑最后所提到留在美國某個著名律師事務所中的副本以及物品清單，徹底的確定了這些東西的歸屬。

    考慮到穆夏當年曾經有很長一段在美國生活的時間，所以在德國人隨時可能入侵自己祖國的情況下做出雙重準備也是正常的。

    不得不說他的這種想法是非常明智的，因為德國人入侵捷克斯洛伐克之后第一時間就逮捕了他，也導致他因為肺炎而死亡。

    甚至在他去世之后，當時德國的占領軍拒絕人們對他的悼念，同時也搜查并毀壞了一些被認為對德國占領軍不利的東西。

    從這一點看，穆夏將這些檔案送出國顯然不只是想為自己的遺囑留下一個副本，更重要的是希望能夠在當時德國侵略者的鐵蹄下留下一些屬于自己的痕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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