鐘國正走出醫院時，已是凌晨五點。月亮斜掛在都龐嶺上，整個天空都是淡淡的青灰色，仿佛白天一片茫茫霧海。

    他打開房門，摸索著找到火柴，點燃煤油燈，突然感到特別的干渴和饑餓，就倒了一茶缸冷開水，“咕隆咕隆”的灌進了肚子里。

    頓時，剛剛喝進去的冷開水就拼命的往外冒，全身立馬就冒出一滴滴的汗水，猶如被大雨淋了似的。

    他找來一條長長的汗帕，把全身慢慢擦干凈后，拿出餅干放在飯盒里，倒上開水泡著，像喝稀飯一樣，喝了進去。

    這是他在讀農專時最喜歡的吃餅干方式。每當家里寄了錢來，第一件事就是用三兩糧票三毛多錢買半斤餅干，放在飯盒里，再倒上開水泡著吃。

    把泡好的餅干喝下去后，鐘國正再也沒有了睡意。他斜躺在床上，一邊回憶之前發生的事情，一邊拿著報紙隨意的翻看著，看有沒有對工作有幫助的政策信息和新聞報道。

    生活之中的一些事情，往往是由不同的元素“巧遇”后而生成的。你越是想把它設計在計劃之中，按照既定的路線前行，越是會跳到另一條線路上，沿著另外的軌道或方向走去，使人很是無奈，很是無力。

    這時，一篇《“獨木橋”成了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陽關道”——全國農村70%的生產隊實行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責任制》文章，出現在他他眼前。他開始細細的讀了起來：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以后逐步興起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農業生產責任制，現在已經在全國百分之七十的生產隊推行，并朝著日益完善的方向發展。三年以前，一些人還認為這是走不得的“獨木橋”，如今已成為多數人公認的發展社會主義農業的“陽關道”了。

    億萬農民把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責任制當作治窮致富的鑰匙。他們使用這把鑰匙的結果是：“貧困隊迅速致富，中間隊增產顯著，先進隊邁開新步。”全國十二片長期貧困落后的地區、將近一億的農民，在建立了以“雙包”為主的責任制以后，紛紛向貧困告別，其中多數結束了生產靠貸款，吃糧靠返銷，生活靠救濟的“三靠”歷史，初步擺脫了生產惡性循環，生活不得溫飽的困境。

    ……沒想到這樣短的時間發生這樣大的變化，沒想到在這樣大的范圍發生這樣大的變化，沒想到“雙包”責任制有這樣大的威力。

    以“雙包”為主的農業生產責任制，由于調動了農民的積極性，轉變了干部作風，促使我國農業生產發展的速度，發生了歷史性的轉折……

    “雙包”責任制的社會實踐，還大大開闊了人們的視野，打開了人們的思路。……現在人們從實踐中認識到，為適應我國農村生產力多層次發展水平的情況，集體經濟不應當只是一種模式，而應當是經營方式不同、組織規模不等、管理上有統有分的多種模式。

    ……實行“雙包”責任制，有效地促進了生產力的發展，為向專業化、社會化方向發展創造了有利條件。

    鐘國正越讀越有興趣，越讀越感到這篇文章對自己太重要了。自己生在農村，雖然對農村包產到戶、包干到戶責任制也有所了解，但并不深刻，只是略知皮毛的感性認識而已。

    按照自己所學的哲學知識，感性認識僅僅是對事物現象的一種表面認識，只有將感性認識上升到理性認識，才能正確地認識事物，指導工作。

    現在自己參加工作了，不僅是公社干部，而且是選調生公社干部，如果對農村的“雙包”責任制沒有一個理性認識，肯定與選調生這個稱呼不是相適應。

    他反復的讀著這篇文章，用不同顏色的筆，在上面劃上了一道道的線條和圈圈，并且把一些重點的部分抄在了筆記本上。

    吃完早飯后，他就徑直來到鄧秘書那里，向他請教大歷縣人民公社“雙包”責任制的情況。

    他對鄧秘書說，自己既然現在在大歷縣公社工作，就應該對大歷縣公社包產到戶的事情，有一個全面系統的把握。

    鄧秘書聽了后就對鐘國正說，大歷縣公社是全縣甚至全地區最早搞包產到戶責任制的地方，后來地委又來糾偏，糾了一段時間的偏又不了了之，說起來，還真的是一言難進啊。

    1978年開始，安徽、四川等省的一些生產隊率先搞起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等等形式的農業生產責任制。1979年春節還沒有過完，正是吃正月耍二月的時候，大歷縣大隊瞞著我們公社，進行“突然襲擊”，偷偷的搞起了“五定一統”的農業生產責任制。

    “五定一統”就是定面積、定地塊、定人口、定產量、定上交和統一承包，把原來搞了幾十年的大隊統一指揮、生產隊集體出工的農業生產，變成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的家庭單干農業生產，交完國家的，留足集體的，剩下的都是自己的。

    大歷縣大隊包產到戶后，不到一個月的時間，就像傳染“瘟疫”一樣，傳遍到了全公社其他的二十三個大隊，趕鬧子式的，一窩蜂的搞起了包產到戶，包干到戶！

    這在當時，可是一件了不得的捅天的大事情！公社發現后，立即調查這一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原來是大歷縣大隊支部書記張三貴帶頭搞的“鬼”。張三貴老婆是安徽那邊的，在那個特殊時代時討飯討到大歷縣大隊，張三貴看到她造孽，就把她討做老婆了。

    1978年“雙搶”結束之后，張三貴和老婆回安徽走親戚，看到那里的農村，分田到戶搞起了單干，不僅農民們個個喜歡，而且都增產增收，就在那里進行詳細的了解和考察。

    他把包產到戶、包干到戶幾種形式不一樣的協議書，都抄了回來。回來之后就把本大隊的大隊、生產隊干部和黨員召集在一起，悄悄的商量琢磨起來，結合大歷縣大隊、生產隊的實際，搞起了大歷縣模式的包產到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