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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大歷縣公社的其他大隊，看到大歷縣大隊搞起了包產到戶的責任制，家家戶戶可以當家做主，自己決定自己種田種土的事情，也就都趕鬧子式的跟風，學起了大歷縣大隊搞包產到戶。

    僅僅一個多月的時間，全公社都悄悄的包產到戶包干到戶了。一次偶然的機會，一個駐大隊的公社干部發現了包產到戶的事情，才回來和當時的公社書記王躍超匯報。

    王躍越書記是60年代中期畢業的大學生，雖然早就聽說安徽、四川等地都出現過包產到戶的情況，但畢竟那些地方太遙遠了，也就沒有認真地去思考這些事情。

    他聽到大歷縣公社也有包產到戶的情況匯報后，大大的吃了一驚。沒有想到，發生在那么遙遠的地方的事情，會突然發生在自己管轄的地方，而且自己作為一個公社書記，竟然像聾子一樣，聽不到任何的消息；像瞎子一樣，看不到出現的情況。

    他覺得這是對自己最大的諷刺！說明老百姓對自己這個公社書記，并不是信任的。不但不信任，反而是害怕的。哈怕公社知道后，會阻止他們的行動，甚至查處他們的行為。

    他馬上帶人親自到各大隊去調查。但并沒有得到他想要的情況。不管他在哪個大隊、哪個生產隊暗中調查，也不管他是問大小隊干部，還是黨員，還是社員，都是一問三不知。

    一問三不知也算了，更氣人的是，被問的人竟然反問，哄么叫包產到戶？哄么叫責任制？我們公社哪個大隊搞了，帶我們去學學，好讓我們也跟著搞搞，看好不好？

    最后王躍越實在沒有辦法了，用喝酒猜拳估指的辦法，把大理縣大隊的三個主要干部，全部灌醉了之后，才把真實情況摸了出來。

    原來，他們學習借鑒了安徽鳳陽小崗村18個農民，簽訂“生死狀”搞責任制的辦法，凡是參加了會議的人員，不管男女老少，一律簽署保守包產到戶責任制機密的協議。

    不管是誰，凡是泄露搞責任制機密的，除將其全家的所有財產、房屋沒有充公外，并將其全家一律趕出所在的生產隊和大隊，永遠不準其回來居住、生活和生產。

    農村的土辦法、蠻辦法，在特定的地方、特定的時間和特定的人員中，比什么都管用。因為大家都是生活在一個特定區域的熟人，熟人社會講究的就是一個信用，講話算數，講話當錢用。

    在熟人社會，一個人一旦講話不算數，不能當錢用，不僅僅是一個失信和沒有面子的問題，而是你根本就沒有辦法立足的問題。不僅會成為熟人社會輿論中的黑典型，而且你會從此失去房屋、土地等等立足的生活和生產資料。

    王躍越雖然是公社書記，但在以自然村落或生產隊、大隊為單位的熟人社會中，也只是一個外人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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