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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1981年已經走完了，周陽去年全年的收入也早就核算完畢，大致可以分為四部分。

    第一部分是月薪，周陽一開始入職美林銀行時是D，后來又晉升為MD，薪水上升了不少，總共加起來全年的薪水收入，大概為60萬港幣左右。

    這個工資水平在八十年代初的香港，至少能擠入金領階層了。畢竟普通工人的月薪也就一兩千港幣，像劉粟這樣的中大畢業生，起薪也才四千港幣而已。

    八十年代的香港大學生，雖說沒有內地那么金貴，但同樣是天之驕子。因為英國政府對殖民地的教育，歷來是采取壓制政策。

    比如后世香港的法官們屁股歪的厲害，里面還夾雜了大量白人面孔，其中很重要的一個原因，就是香港的高等教育體系里，長期沒有法學專業。直到1969年，港大才開設了法學院，開始系統地培養本地法學人才。

    而按照港英當局不久前剛剛修改的法官入職資格條例，只有執業超過十年的律師，才有資格受聘成為法官。

    也就是說1969年入學的第一批法學生，最快要等到1983年才有資格競聘法官。而在這之前，華人只有留學其他英聯邦國家，才能攻讀法律。

    能出得起留學費用的家庭自然是少數，所以華人法律人才本來就比較緊缺。而華人法官在香港法院中，歷來又是低人一等的存在。比如相同職級的法官，白人的薪水要比華人多許多。

    所以即使有本地精英選修法律，也只會停留在收入更高的律師上，而不會轉職去做聲譽更高的法官。

    這也導致了香港司法界長期被白人把持，即使偶爾有些爬的比較快的華人法官，也大都是經過精心挑選，符合西方雙標價值觀的“精神英國人”。

    除了法學之外，國內傳統劃分中的工科，同樣是香港高等教育里的重災區。甚至從深層次來講，這也是香港工業沒能完成升級轉型的重要原因，畢竟八十年代的香港根本無法為本地企業，提供往上升級所需的智力支持。

    其實香港工商界早在七十年代就開始向港府呼吁，要求在現有的香港大學和香港中文大學之外，再成立一所香港科技大學。結果港英當局從籌劃到建成花了將近十年，直到1993年才把這第三所大學全部建好。

    后世的港大、中大和科大之所以全球排名那么高，完全是回歸后特區政府花巨資強行砸出來的。只可惜那個時候的香港工業早就涼透了，而作為香港經濟新支柱的房地產和金融業，根本用不到那些花重金打造的頂級實驗室里，開發的各種前沿科研成果。

    結果擁有5所能夠長年擠進各大全球名校排行榜單前百名，其中3所大學甚至能穩居前50名的香港，沒能發展成東方硅谷也就罷了，在高新技術領域甚至連給隔壁的深海市提鞋都不配。

    說回到周陽的收入，別看他的底薪也不算太離譜，但金融業真正讓人羨慕的是那恐怖的年終獎，或者換一個香港本地的詞匯來說叫花紅，這才是真正的大頭。

    周陽去年的花紅高達1200萬美元，如果按照香港目前的稅率，他差不多要繳納1200萬港幣左右的薪俸稅。

    要是特區政府也就算了，但現在是向英國人交錢，周陽自然就不爽了，直接去找專業人士幫他把避稅大法用到極致。

    俗話說：行家一出手，就知有沒有！

    周陽聘請的稅務專家，很快就幫他找到了香港稅法中的一個大漏洞，那就是目前的薪俸稅只對現金征稅，并不對股權征稅。

    如果周陽能把他那些花紅變成用股票來支付，就可以全部排除在應納稅額度之外。當然，這并不是說隨便從二級市場買入一部分股票，然后以公司的名義轉給個人，就能完成避稅。

    如果漏洞真的有那么大，精明的香港人早就借此大規模逃稅了。那樣的話，港府不可能把這個漏洞留到現在，早就修改稅法把它堵上了。

    這里所說的股票，是指納稅人所在公司自身的股份和期權。許多公司會給管理層制定激勵計劃，只要達成一定的業績目標，就能免費或者低價從公司那里拿到一部分定增的新股。

    但是股票這東西漲跌不斷，今天可能還是十元一股，每天可能就只剩五元一股了。期權就更加虛無縹緲了，將來最終會不會被行權都還不一定。

    所以如果把股票也計入納稅額，很可能造成納稅人最后繳納的稅額，比真實應該繳納的要高的情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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