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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要是把江南、兩湖和嶺南再開發出來，只要不是太糟糕的年景，基本不會出現缺糧之憂。

    楊集這段時間又有些無所事事了，他見多識廣，而官員們受到思想上的束縛，眼界比較狹窄，他們認為的難題到了楊集這里，幾句話就能解決干凈。他除了每天兩個時辰待在軍營，大多數時間就是新建的涼州大學和府中的的印書院跑。

    涼州大學是楊集和總管府屬官根據涼州實情，搞出來的學堂，本來在教育的設想之中，涼州將門興辦四門學、縣學、州學三學，但涼州大地不但師資力量不足，便是學子也不多，四門學和縣學還好說，但各州的州學如果開設了，恐怕每個州的學生恐怕沒有幾十個人，面對這等實情，如果每個州都開州學，純粹是對資源的浪費，于是經過大家商議，在第一批縣學學子尚未畢業之前，州學暫時不用辦，把具備入讀州學的學子統一到甘州的州學來讀，如此一來，涼州大學應運而生，而如今楊集執掌涼州大學的，便是名滿海內的大儒劉炫、劉焯。

    當然，最重要的不是這個，而是涼州大學開門當天，涼州總管府屬官代表推崇法治的人群與代表儒學的劉炫、劉焯，就以法治國還是以德治國展開一場聲勢浩大的辯論。

    那是年后二月初二發生的事情，由于朝廷事先配合在大興城各坊公告墻張貼這場辯論的簡報，使不少名士、文士沖著二劉名頭，紛紛從關中奔赴甘州，參加了這場大辯論。

    以往楊堅雖然也召集天下大儒召開大辯論，不過辯論的內容都是儒家經典義疏，為“萬法歸一”做準備，而這一次卻是上升到了法治、德治的層面，不僅與儒法兩派有關，而且與治國方針有關。故而這一場辯論舉世矚目，堪稱百年來最精彩的一場辯論。

    二劉這一方執德治主張，引入了董仲舒“獨尊儒家”的思想和觀點，并旁征博引的將儒學對歷朝歷代的貢獻闡述了出來；而執法治的總管府屬官這一方，卻是以先秦之時商鞅變法為例，說明了法治給秦國帶來的好處，同時又以推崇法治的大隋王朝為例，闡述法治給盛世大隋帶來的好處。

    其實以德治國和以法治國之爭由來以久，誰也說服不了誰。學術界的大師其實都知道誰也離不離誰，但很多時候出于個人、家族、得利勢力考慮，往往為了反對而反對，最終誰也不服誰、誰也不認同誰。哪怕我辯不過你，可我就是不服你，你誰如何？

    但是涼州大學廣場上的辯論卻很理性，雖然誰也贏不了贏，可最終卻辯出了以德治心、以法治行的結果。

    大家認為德治思路偏執于對個人道德的教育，使天下人變得自律，以勸導力、道德觀、個人榮辱觀、名利觀來影響和提高百姓的道德覺悟，以左鄰右里的輿論來約束百姓的行為，增強道德責任感，使百姓意識到，自己如果不能履行道德義務、違反道德要求，就會受到輿論譴責和天下人批評唾棄。從而在潛移默化中改變人的性情和行為，改善風氣，最終形成良好的社會風氣，但是太過理想化，畢竟沒有那么多道德圣人，如果沒有約束天下人的規則，如何得了？

    而法治是以行當的方式，給所有人樹立一條警戒線，讓人們知道什么可為、什么不可為，只要不過界，那么律法對每個人都是公平的，但是法治的前的提是有律可依，其次是要保證官員隊伍廉潔、保證監督機構公正，比起德治，法治投入驚人，但同樣，取得的成績也會同樣驚人。

    德治是內在約束，法治是外在控制；德治是高度行為倡導之治，法治是低度行為規范之治；德治教化之治，法治是國家強制之治……

    德治令人們多了廉恥心，減少犯罪案件的發生，而法治是以暴力的方式，強行把想要罪犯的人拖回來，只有德法結合、德法互濟，方能令人們從內心、從行為上，不去想要犯罪。

    這樣一個不是結果的結果，無非就是把“內儒外法”明朗化而已，對于大隋王朝沒有實際意義，但是卻把涼州大學、擁有數量眾多書籍的大學圖書館的名聲打響了，令不少名士涌向甘州，在大學之中教書育人的夫子。

    同時因為有二劉大儒坐鎮，也使許多求學困難的寒士紛紛涌來甘州求學、閱讀書籍。

    寒門可不是真的窮人，寒門是家有資產的地方豪強、地主老才，要么就是新崛起的暴發戶，最不濟也是富農、富商，這些人不是沒錢，而是沒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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