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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種人煙稀少的寂寥一掃而空，城中心和之前經過的地方完全是兩種感覺，和路上經過的各坊也大不相同。

    城中心的格外呈同心圓結構，這也是張掖城的商業、經濟中心；“外圓”由眾多建筑連接而成，內外皆是鱗次櫛比樂器行、書行、珠寶行、彩絹行、酒肆、粥餅行，最中心則是市署所在地，兩者之間留下八條通道供行人穿行。

    時近寅時，“外圓”的街道上人來人往、熱鬧非凡。

    街頭不只有漢人，還有羌人、突厥人、鐵勒人、吐火羅人和粟特人，甚至波斯胡、番僧、道人等等，給人的感覺就像是整個世界都濃縮到了這個‘小小’圓環之中。

    杜如晦去過洛陽、太原、江都、襄陽等重鎮，但張掖新城還是首次到來，他見到這般景致，忍不住低語道：“這便是張掖新城么？怕是太原城也有所不如吧？”

    楊集笑著說道：“太原是我大隋防御、進軍北方的后勤重地，而張掖則是我大隋走向西方的大后方，所以兩城規模大小是一樣的。只不過張掖是老城翻新，城池雖是新的，但人口各方面都遠遠不如太原城。”

    杜如晦是涼州州牧府中的一員，在行軍途中，都位于行軍隊伍的核心部位，這份待遇與其他小官截然不同。他今年雖然只有二十歲，但卻博學多才，每到一個有古的地方，都能說出不少歷史典故。

    但也不知他是首次當官的緣故，還是性情使然，所以與楊集等人相處的時候，顯得有些不沉默寡言、格格不入，給人一種很不合群的感覺。

    楊集也看到了這一點，可他并不想多說什么，因為他知道杜如晦上任以后，便會嘗到楊師道的滋味，日夜都有處理不了的公務。

    真到那一步，杜如晦這個新手為了處理好手中公務，必須與同僚多番交流，不須多久，便會因為公務、政務，融入到這個充滿生機與活力的團隊中來。

    杜如晦聽了楊集的話，問道：“大王，您認為太原和張掖二城，誰更具潛力？”

    “這還用說嗎？”楊集笑了笑：“太原面向的只是東/突厥，而張掖面對和接待的，卻是來自西域諸國、西突厥、波斯等地的商旅，所以從遠景、從發展速度上說，我認為張掖更具潛力。”

    杜如晦臨行之前，也惡補了一番與涼州有關的知識，他對這個張掖新城有一個模糊的了解，聽了楊集這么說，便問道：“大王，卑職聽說張掖新城一切費用全由涼州總管府……嗯，州牧府承擔，但不知營造新城的人力和錢從何而來？”

    其實他想問的是，這個巨大的新城難道是你自己掏腰包建的？

    楊集說道：“人力方面，一部分人力是由以工代賑的新甘州人、一部分戰俘購自異國的奴隸。錢財方面，一部分是由州牧府撥款，這部分主要是用于以工代賑、戰俘和奴隸吃穿；一部分是籌自民間，這一部分錢財，主要用土地來換。”

    杜如晦問道：“賣地嗎？”

    “也可以這么說。”楊集解釋道：“張掖新城是外方內圓的格局，城中心和附近各坊的土地最值錢，也是有眼光的商人想要爭取的土地，所以官方便把城中心的土地分給了這些人，而他們要做的事情有兩樣：一是他們得到土地以后，有義務建坊墻、修街道、挖掘排水溝；二是在得到的土地上，按照官方圖紙建設樓房、店邸，因為有官方統一規劃，所以給人渾然一體的感覺，而這些房子和店鋪皆歸他們所有，日后是自己經營和居住也好、販賣給其他人也罷，官方盡皆不管，只要雙方到縣衙辦好手續即可。”

    杜如晦恍然點頭道：“以商人的精明，不難看出張掖的潛力和魅力，此時雖然投了錢，但是隨著絲綢之路的逐漸拓寬和繁榮，城中心的房子和店邸定然使他們大賺特賺。”

    “正是！”楊集笑道：“涼州最大的優勢就是貫通東西的優越地勢，所以發展商業、手工業無疑是涼州最好的出路。接下來，我準備在民曹之下設一個商署，將原本由世家門閥掌握的對外商貿進行規范，而原本由各州各縣的稅務也統一由商團征收，使商人流通商品貨殖的時候，毋須在運輸途中、通關之時繳納各種名目的雜稅，這不僅減輕了商人的負擔、貪官和路霸的滋生，也使這些過路費盡歸國有。”

    說起古代經濟學家，首推管仲。

    齊國處在東海之濱，耕地面積比不上中原諸國，加上鹽堿化嚴重，發展農業，齊國基本沒有什么出路。于是管仲因地制宜，定下“通商工之業，便魚鹽之利”的國策。隨后把齊國劃為二十一個鄉，其中專門從事工商業的“鄉”就有六個。等于是把齊國三分之一的地方搞成“經濟特區”。而且他對進口物資征了關稅以后，便不再收一錢，至于交了交易稅的出口物資，則不再收關稅，這幾乎就是最早的免稅區。

    正是得益于管仲的“改革開放”，以及創建一系列經濟政策，使積貧積弱的齊國國力日盛，一躍成為春秋五霸之一。

    然管仲以后，再也沒有這種精通經濟的杰出人物，能夠以此治國者更是鳳毛麟角。楊集認為其原因主要有三：首先是傳承知識的媒介太少、傳承面太窄，管仲的寶貴經驗傳至今日，只剩下世家門閥之中的只言片語，可由于和管仲的年代相距太久，當下又沒有參考的案例，所以即便是家有藏書的世家子讀了，那些精簡得令人發指文字也讓他們知其然不知其所以然、摸頭不知腦。

    其次是歷代臣子出自世家門閥，這些人出身好，不為衣食憂愁，所學知識皆以儒法兵為重，入仕以后，以鉆營權謀為重，等他們到了可以決定一國命運之時，更加不用學習經營之道。

    第三，是經濟之道與儒家提倡的思想境界、政治主張背道而馳，向來被視為低賤之術，故而沒有世家子精心鉆研。即便有人繼承了一部分，可也沒有決定國家命運的權力，甚至還被斥為“異教徒”。寒士便是抄書來讀，抄的也是可以當官的儒、法、兵，而不是‘低賤’的《管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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